但结果，军委决定不派工作组。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刘志坚便以总政的名义派来了个工作组。工作组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愈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等三人。他们来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此外，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书李文芳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
说实在的，空军当时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缺点、错误也不少。加上刘亚楼在世时锋芒毕露，平时对总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总政有些人对空军实际上是不怎么满意的。所以，总政工作组一来到空军，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们搞到了一起。那段时间里，总政工作组的人见到我和余立金，不说话，不握手，还拉长了一个脸，表示和我们疏远。可是见到刘震、成钧、曹里怀他们就亲热得很，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有了总政工作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踌躇满志，对我和余立金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当然，总政工作组三个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萧麦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对当时空军的很多问题，萧麦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经几次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有些情况是会变化的。”
叶剑英办公室的秘书李文芳是个师级干部，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始终是支持我们的。他认为，空军党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对头，完全是一种罢官夺权的地下活动，是小组织行为，风头不对，所以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要沉住气，让他们放。”
李文芳的态度显然代表了叶帅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对他说：“我沉得住气，当不当空军司令我确实无所谓，只要实事求是，讲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飞机，怕飞机跑到台湾去，别的我都不怕，让他们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这个底，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于是，我在会议上更是只听不说，让他们尽量放。我只是告诉党办的几个秘书，要他们把提的一些意见很好地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人就形成了三派。这里面，我和余立金，以及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们这派人是天天受气。刘震、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等几个常委以及军区空军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们是天天出气。张廷发是孤立的，他一个人一派，两边都不靠。他当时的情况，说得不好听一点，叫作“坐山观虎斗”，他在中间看好戏。不过他也没能看多长时间。会议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张廷发，攻击张廷发工作蛮横，民主作风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连续批了我们一个来月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控告信。这份控告信一共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十条是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是对着我的，拉了这样一个材料。当时林彪在大连休养，这封控告信由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全文传了过去。
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发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
曹里怀是叶剑英的老部下，会议期间，他向叶帅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叶剑英听了后对曹里怀说：“曹里怀你要注意呀！”曹里怀听不进去，说：“我有把握。”叶帅说：“你有什么把握呀？！”
总政工作组的胡愈之，也经常向刘志坚副主任汇报会议的情况。有一次在汇报时他说：“吴法宪看来是不能再当这个空军司令了，不能再当党委书记了，要撤下去。”刘志坚表示同意，说：“对，可能是这样吧，看看再说。”
在军委这边，叶剑英也在天天听取李文芳的汇报，可以说全部掌握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在刘震他们向军委写报告信时，叶帅感到他应该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电话上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林彪听完后说：“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