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正好我们也在根据总政的指示，布置参加“四清”工作，我就在电话里答应说：“好啊，就这样办。”叶群又问：“你也参加，看可以不可以？”我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四清’，我参加一下也好，但是这个问题听一下林总的意见，还要请求一下罗总长和萧华主任。”叶群看我同意去，便说：“如果你去的话，我给你选个地方。我已经看好了苏州的太仓县，这个地方离苏州比较近，我来来往往比较方便，有什么问题向林总汇报也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负责去交涉，并办理一切手续。”对叶群选的太仓，我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接下来我们商定，她先带几个人去太仓，我去请示一下罗瑞卿总长和萧华主任，他们若没有意见，我安排好工作随后就到。
放下电话，我立即召集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和空军政治部的王飞、何汝珍、朱鸿、王启夫等几个人开会布置，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队，进入江苏省太仓县，叶群和林豆豆就参加了这个工作队。当时，我们空军副政委王辉球也带着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进入湖南省的一个县参加“四清”。
在请示了罗瑞卿和萧华，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把空军政委余立留在家里，负责主持空军的日常工作，就赶到了太仓。到了太仓以后，叶群就把她原来住的一间房子让给了我，自己搬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那是一间茅草房，房子阴冷潮湿，叶群派人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以后，便带了一个秘书和林豆豆住到了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叶群告诉我：“林总说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不可。你是空军司令，还是住在一个有电话的地方为好，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找。”
叶群让给我的房子，是在一个镇子上，原来是一个堆放材料的仓库，房子也很破烂。我让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搬了进去。在太仓期间，驻上海的空军政委江腾蛟给我派来了一个炊事员，为我们做饭吃。除了我之外，空军工作队的其他人也与叶群一样，分散在太仓县的四、五个区里，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来到太仓不久，苏州的地委书记就专门来看望了我们，对我们参加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表示感谢。
我们在太仓期间，华东局也有一个工作队在那里搞“四清”。叶群让我和他们联系，以便统一行动。华东局工作队的同志很尊重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他们说：“我们部队的同志，对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听你们指挥，你们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在太仓的期间，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天天参加劳动，同农民们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劳动中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在整个“四清”过程中，叶群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苏州去向林彪汇报，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仓。那段时间里，我同叶群经常来往，相互通报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我当时觉得叶群还比较能吃苦，“四清”期间，她一直都同当地的贫下中农吃一样的大米饭、红薯，没有特意加什么菜，不搞什么特殊化。她只是带了一点麦乳精，用开水冲了喝。叶群还要把她的麦乳精送一些给我，我谢绝了，说：“我的身体好，不用了。”
到了十月份，空军突然出了一个大乱子。一天中午十二点，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南京空八师的一架轰—5型飞机，从杭州起飞训练后，飞行员李显斌将飞机飞到台湾去了。跑飞机的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立即找到叶群，告诉她，空军出了大事，我必须立刻去处理。之后，我就近从空军的“四清”工作队里找了几个人，立即带着他们坐上飞机，于当天下午就赶到杭州查处这件事情，以便及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当夜查到凌晨三点，才搞清楚子事情的经过，主要是飞行员李显斌胁迫领航员和射击员，把飞机强行飞到了台湾。跑飞机的那个大队，正好是余立金蹲点的那个大队，而且当时又是余立金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气之下，打电话批评了他。对此，余立金多少有点不满意。
这次的李显斌事件，是空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跑飞机，又发生在我接任空军司令员之后不久，当时我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在查处的那些天里，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觉，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飞机的情况和查处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检讨，一起上报给中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