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
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帐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
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九五O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
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
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
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
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