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军团下面的建制就是师，刘亚楼先在红一军团二师当政委，后来又在一师当师长。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刘亚楼又回到二师当了师长。随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一起到了延安，进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抽调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专管军事训练。当时，林、罗、刘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为负伤去苏联治疗和休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此时的刘亚楼，正作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在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日本投降后，刘亚楼随苏军来到了大连，并坚决要求回中国工作。不久，经过林彪的提议，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解放后，在平、津战役中东北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共同完成平、津战役的重大任务。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林彪、刘亚楼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在共同的作战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
建国以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人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经常见面，关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把总参谋长粟裕撤掉，而让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话一点没错。
关于粟裕被撤职这件事，我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本来，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终身憾事。
对黄克诚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我一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刘亚楼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到这个通知，我同王秉璋当天下午就乘机返回了北京。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场大雨，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以后，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到处都积满了水。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
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
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