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原因，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明显的敌强我弱情况下，志愿军空军要想战胜敌人是困难的，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飞行员的勇敢和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都经过了地面战斗的锻炼，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以少胜多，积极求战。在战略上，他们藐视敌人，把敌人看作是纸老虎；在战术上，他们则重视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真老虎，是有牙齿会吃人的真老虎。虽然我们在装备上、技术上不如敌人，但在思想上、士气上，则远远超过了敌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
第五个原因是，在边参战、边扩大组建部队，使他们轮番参战的同时，还注意到对有经验的飞行人员的集中使用。当时我们新组建了一个空十六师，正在青岛进行米格十五飞机的改装训练。刚改装训练完，刘亚楼就从丹东前线来了电话，要我赶紧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出补充到参战的两个主力部队，空四师和空三师去。
接到刘亚楼的电话，我就在想，十六师是刚成立的一个师，要把他们的飞行员全部调走，这个工作估计比较难做。我就和当时的参谋处长何廷一，立即坐飞机飞往济南，从五航校那里又搞到了一个教练机，直飞青岛的流亭机场。一到青岛，我就立即找到了十六师的政委张雍耿，告诉他要把十六师的全部飞行员用运输机送往东北，补充到四师和三师去。我还告诉他，十六师的机构不动，师的空架子就暂时保留在流亭航校，凡是以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立即补充给十六师。当时张雍耿还不太满意，我就对他说：“你要服从命令，这是空军党委的决定，空军党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的。”
当晚，我又召集十六师的飞行员作了动员，鼓励他们勇于参战，为祖国、为人民立功。去的飞行员都兴高采烈。就这样，我们很快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到了东北。这样做，飞行员的补充就比较快，如果从航校调学员培训，速度就太慢了。
第六个原因，是全国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开展了捐献飞机的运动。据统计，全国各地捐献的款项大概可以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这给初建的空军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七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指挥与大力支持。当时，凡是空军上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都是随到随批。有的是口头报告，毛主席点了头之后，我们就去办。因为是战争时期，不可能那么按部就班。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为解决空军装备的急需，毛主席还亲自与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了飞机。
在抗美援朝期间，刘亚楼一直是在前面指挥。开始时是刘亚楼同沈空的司令员刘震在一起。后来是南空的司令员聂凤智接上去了，他实施指挥的时间比较长。最后是北空司令员段苏权。其他的军区空军司令员，以及军长、师长、团长，也曾轮番到丹东指挥所学习，但真正担任指挥的是刘亚楼、刘震、聂凤智和段苏权。
当时在空军的苏联顾问，包括空军司令员顾问、参谋长顾问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顾问，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也都在丹东指挥所，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休息。我们同他们交流经验，征求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作战指挥、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力争先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在学到的基础上再提高，我们把这个叫作“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这是我们当时领导建设空军很重要的一个方针，是经过空军党委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原则。
抗美援朝期间，空军经过初战，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把苏联空军的经验加在一起，我们也就有了比较多的经验。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我们的空中指挥员从不会指挥、不会打仗到会指挥、会打仗，地面引导由不懂到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战争的实践，我们最后已经能够在同一个指挥所里，同时引导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机群打仗。
刘亚楼之所以在“联司”待了一两年，目的就在于要摸索出一套经验，然后在北京建立起真正能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所。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党委常委的分工。我们几个常委当时的大致分工是这样的：刘亚楼主要在丹东指挥作战，同时也兼顾空军主要工作，间或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持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我负责。组织机构、干部调配，由我和干部部长杨春甫负责。我也曾三次去到前线指挥所，但每次只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