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司令部建好后，刘亚楼同我商量，说他准备在“联司”指挥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一些作战的经验。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后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们负责。
一开始，我也在安东待了大概两个月，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空军实战经验。但不久刘亚楼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后，我又去了几次安东，但每次大约只呆了个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敌情也是我们在部队入朝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调查了解，当时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大约是十五个联队，美军的一个空军联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飞行师，联队下面还有大队。加上其他参战国家的飞机，总的实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时以上，有的多达三千小时以上。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在南朝鲜地面部队遭受损失，向南撤退时，他们就全靠美空军掩护，才阻滞了北朝鲜部队的推进。那时，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出动，北朝鲜的空军力量也很弱。美国空军十分骄横，经常是低空飞行，以机枪扫射或狂轰滥炸，如入无人之境。北朝鲜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镇子，几乎统统被炸，交通枢纽也被严重破坏，严重影响作战部队的行动和物资的供应。
而当时，我中国人民空军仅有新组建的几个师和团，作战飞机不足二百架，加上苏联参战的一个军，总共也才五百多架飞机。我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时左右，有的还不足一百小时。另外，我们地面的各种保障工作，如雷达、通讯和气象等，也远远不如美国。很显然，这将是一个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较量，我军明显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我们的指挥员、飞行员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参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赶修机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从决定中国空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一九五O年底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新修和修复了东北地区的机场三十一个，其中，鞍山、锦州、沈阳等机场归苏联空军使用，丹东、辽阳等机场归我们使用。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在一线，他们在二线。作战时也是这样，我们在低空作战，他们在高层进行掩护。而且，我们两个指挥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为了准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负责，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朝鲜“三八线”以北，抢修了十几个机场。但我们一边修，美国飞机一边轰炸，常常是我们刚修好一个机场，美国飞机就来炸。等美国飞机走了，我们赶紧进行修补，可修补完了又被炸。我们抗美援朝三年，朝鲜境内的机场也修了三年，一直修到停战为止，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始终不能降落飞机。偶尔那么几次，我们的飞机在朝鲜上空作战时被打坏了，不得不降落在那里，但修好以后，就又回来了。除此以外，不论是我们的飞机，还是苏联的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在朝鲜修的这些机场降落过。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抓紧改装训练。在中央与苏联方面紧急磋商之后不久，我们请求苏联支援的新型喷气式战机就运进来了。此后，在苏联空军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对准备参战的飞行人员突击进行改装训练。一个月以后，参加训练的飞行员都初步掌握了米格十五型战斗机的驾驶技术，百分之二十的飞行员还进行了七千米以上的高空战斗训练和中、大队的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我们其他战勤保障人员，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训练。经过突击训练，我们逐步扩大和组建了几个装备了米格十五型喷气式飞机的歼击师。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入朝参战的空军全体指战员都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经过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一九五O年十二月四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达命令，令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准备入朝作战。
部队进驻浪头机场后，连续进行了四次飞行训练，以熟悉航线，熟悉地形。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空十团全部转至浪头机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和该师的苏联顾问也随十团一起在机场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在浪头，他们抓紧熟悉美空军的活动情况与特点，研究作战方法，很快就作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郑重向空四师提出，一定要慎重初战，要在初战中打出士气来，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八大队首次进入北朝鲜迎战美机。第一次战斗出动的当时，刘亚楼和我都在铜矿空军指挥所坐镇。很快，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