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O年五月，我们接到通知，中央军委决定把十三兵团部机构调到郑州，负责先期到达郑州、开封、洛阳、漯河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三军的整训，同时任命黄永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曾国华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准备要我们带领这四个军去参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李天佑则留在广西不动。
接到命令之后，我工作重点立即就转到了十三兵团这边，但还是在广西继续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在广西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确实一时脱不了身。当时，黄永胜也因有事准备先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到郑州，最后是曾国华带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先去了郑州。
等我把广西的工作都交待完毕，时间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时，广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热情地欢送了我。
在去郑州的路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离开南宁，我们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准备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接受任务。吉普车刚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个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机同志开车迎坡而上，想从这里进入市区。不料车到半坡，上面突然下来一个交通警，拦在车前不让走。这时司机同志就十分为难，往前开吧！就会把这个冒失鬼压死，不开吧，车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车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人十分机警的警卫员戚永法赶紧跳下车，抓起路面上的一块石头，赶紧垫在吉普车的后轮下面，这才总算是让车停住了，把这场危险渡过去了。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上面有个蓬子，两边是空敞着的，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外面，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好随时跳下车去。也真是多亏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块石头，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坠入柳江喂鱼去了。从这件事情来说，戚永法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之 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车停下以后，戚永法就和那个交通警察吵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个警察解释说，市交通部门有规定，不准从这里上坡进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车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气地说：“我们初到柳州，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再说了，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可以等我们上去，再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你看现在这样多危险！你拦在前面，车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头垫着，车就会滑到江里去，车上的人会全部死掉的，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
我告诉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办法把车开上去再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了坡，开到了柳州市里。不久，市里的同志就来道歉，说要处分那个交通警。我告诉他们算了，他今后注意再别把车拦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汉，谭政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军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当初我刚到南宁时，曾给江西永丰老家去过一封信，询问家中情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才知道从我离家以后，一家老小都已冻饿而死，只留下了老父亲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买卖为生。这时，我就向谭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绕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无依的老父亲，一起带到北京去。
但谭政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告诉我：“你先去北京报到，建设空军的任务紧迫，还是以工作为重。至于你父亲，等你到北京以后，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样的。”他还说：“林总现已因病在北京休养，他这几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现在，中央已批准他去北京休养。你到北京先去找他，你的任务他会当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服从谭政的决定，带着妻儿，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时地将父亲接出来。刚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患痢疾去世了。这样，家中剩下的唯一亲人，没有能再见一面就离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伤痛，当时没有及时赶回去，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悔。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北京时是个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天。
车过芦沟桥，只见桥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个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寻找一下当年战火的残迹，但已经事过境迁，当年被炮火损坏的石狮都已修整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