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