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