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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