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家去参军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诉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后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帮助父母多干一点活.当时他才十二岁.
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参军后,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久,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并随信给我寄来了一双布鞋.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人仅剩下父亲一个,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简陋草棚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发,把父亲栖身的草棚也冲走了.无可奈何,他只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头,靠五块钱的本钱,以贩卖黄烟为生.
在这次通信以后许多年,由于我一直随部队行动,没有办法和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父亲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说去照顾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苏北地区担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淮海区的专员.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既然国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区专员身份也可算作"国民政府"的官员,给父亲写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从苏北的盐城向家里发了一封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手里,他们据此把我父亲抓进了监狱.事后幸亏邻里作保,凑了二十块钱,才把我父亲赎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得知此事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给父亲写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乡得到解放.家乡解放之时,我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了南宁.在南宁,我还兼任了南宁军管会副主任,得知家乡解放的消息,我当即从南宁给父亲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的合影照片.父亲收到了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兴,并很快给我回了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货郎担贩卖黄烟为生.接到信后,我为父亲还活着而高兴,却又为他的孤苦而担忧.
一九五0年六月,我接到调令,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报告给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谭政,想请假绕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亲接出来,让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谭政没有同意.他告诉我,组建空军任务紧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报到,然后再去接父亲.
我服从了命令,径直赶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来以后尽快把父亲接过来.不料想,我们于七月刚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弟吴臣贤的来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诉我,父亲已经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还在信里说,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棺材,他们只能用一领草席草草地将我父亲埋藏了事.
我计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从南宁出发赶去接他,还是可以把他接出来的,而且像痢疾这样的病,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为我们始料不及.我后悔不已.但我当时也只能用以革命利益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道理来安慰自己.
由于当时国家还实行供给制,我手头没有钱,只好请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由组织上给了我二百八十块钱的救济款.我将这笔钱转寄给了吴臣贤,要他代我给父亲买口棺材盛敛,并请他在重新埋藏我父亲后做个坟头,立一块墓碑.我还请他代我用这笔钱还清我父亲生前欠下的欠款.后来我听说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天,乡政府还给老人家开了一个追悼会,对此,我从内心里深深表示感激.
四`解放后回家,只见一个个坟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参加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军委请了个假,军委领导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从空军在江西的新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让他们到广东韶关来接我.然后,我从韶关乘车经南雄,到新城机场住了一夜.第二天,抵达江西赣州.在赣州,行署的秘书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我到赣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给兴国县打了电话,因此当我来到兴国时,县里已作了安排,我的远房堂弟吴臣贤到县城来接我.
第三天,我们先从县城坐吉普车到兴国县的良村.由于从良村到我家还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车,再往前就得走路了.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来引路,并给我找了一头骡子代步.
我们接连翻越了几座大山到达南坑乡.那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