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袍不够，才要多做。既然够穿了，就不必做了。”杨秀清直言说。
“你虽爱君心诚，但却未尽到为臣之道。”韦昌辉令人恶心的拍马溜须，连洪秀全也感到怪不是滋味的。
但总的来说，洪秀全是喜欢别人歌功颂德的，尽管韦昌辉既无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思想品质又不好，但他拍马有功，洪秀全很信任他，把他当作“心腹盟弟”。
可是，韦昌辉为人奸狠,纯属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住房。杨秀清交韦昌辉处理。韦昌辉为了讨好杨秀清，居然下毒手，杀死他的哥哥，并且五马分尸。
1854年4月，韦昌辉的部下张子朋因争船只，任意殴打水兵，激变水营。杨秀清赶到北王府，杖打韦昌辉。一个部下替韦昌辉忿懑不平，絮絮叨叨说了几句公道话，反遭到韦昌辉的呵责，说：“东王替天行道，处分是公平的，你有什么好怨恨的！”为了讨好杨秀清，他假装生气，把这个心腹爪牙给杀了。
韦昌辉的地位居于杨秀清之后，他屡次受到挫折和羞辱，心里对杨秀清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表面上却装得毕恭毕敬，有时，甚至跪在杨秀清面前，一口一个谢谢，说：
“都亏您教导很好，我原本什么也不懂！”“我们一班弟妹真好，有您的提携，才能成人！”韦昌辉笑里藏刀,嘴巴说得甜甜蜜蜜,骨子里却包藏了祸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取代杨秀清。在这方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连满清政府的官员，也看出来了，说：“杨韦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吞并的事情发生！”
韦昌辉一直在找机会下手。机会终于来了。8月15日，杨秀清宣布说：“秦日纲和陈承英要叛变。”陈承英听了，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不能坐着等死，窥
伺时机，要和反对杨秀清的势力勾结起来。这时，韦昌辉率兵在江西，接连吃了几个败仗，连他的“黄轿乡伞”都被清兵夺走了。他一直躲在江西,不敢露面。
8月17日,就是杨秀清宣布秦日纲、陈承英叛变的后两天，韦昌辉正想潜回天京发难。他收到了陈承英的一封机密信件，就在回师路上，和秦日纲的部队会合。
这样，韦昌辉想乘机夺权；秦日纲和陈承英想摆脱险境，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了。
在东王府韦昌辉掀起这场大屠杀的时候，他一手“举旗”，说是奉洪秀全的密诏来除奸的。因此，有人指责洪秀全“自毁长城”。
洪秀全真的下过密令吗？
从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密诏和有关证据。
但洪秀全想除掉杨秀清的想法是有的，否则，韦昌辉怎么胆敢在天王的眼皮子底下，大动干戈，毁掉“长城”呢？
要想解开这个谜，就得从建都后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说起。
有些老百姓，常把太平天国革命，叫做“洪杨革命”。这两位主要的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在建都前后是很微妙、复杂的。
洪秀全是天命“真主”，宗教地位仅次于天父皇
上帝和天兄耶稣。杨秀清有“代天父传话”的特殊身份,又是太平天国军民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他的宗教地位，既低于洪秀全，又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从政治地位来看，一个是“天王”，一个是“东王”，或叫“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重大的决策，都要由东王呈报天王批准后，才能执行。但这种君臣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当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话的时候，他的权力最大，可以召天王来“东王府”，可以任意鞭打天王。他甚至可以假借天父的名义，掌握天国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
当时，有一位文人，曾戏谑地说：“东西王府，互相抗衡。真不知谁是君来，谁是臣啊！”
这种你领导我，我也领导你；你服从我，我也要服从你；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复杂关系，正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的根源。
洪杨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在没有建都以前还不很尖锐，因为那时清朝这个大敌当前，迫使他们互相忍让和共同对敌。但在建都以后，洪秀全处处想建立洪氏天下，树立自己独尊的皇权时，矛盾就日益加深。
这方面有个典型事件：
1853年12月24日，这一天，杨秀清借替天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