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接过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的信，翻翻看，上面写道：“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他无论如何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看罢，陈独秀很不高兴地对陈其昌说：
“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
“老托讲的有道理，猴子（指李福仁－引者注）也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陈其昌说道。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陈其昌劝导道。
陈其昌之所以一再劝陈独秀出国，是因为陈独秀刚到重庆后就写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章，攻击中共的抗战政策和策略。此时，在上海的托派又恢复了对陈的信心，故临委于去年１１月作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的代名）“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临委刊行的油印小册子）卷１。
陈独秀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从彭述之开始，李福仁、刘仁静等人都是左得出奇，说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所以他疑虑重重地对陈其昌说：
“你们这么搞，怎么能和你们搞到一块？”
“没有这么严重吧？”陈其昌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刚出狱时，我和超麟讲不去上海，那时还没有现在坚决。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我不和你们划清界限，我怎么和群众见面？”陈独秀摇了摇头说。
陈其昌想了一下，说：“你认为中国托派已没有前途了吗？”
陈独秀点头肯定地说：“没有前途，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王，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他对托派已经是彻底失望了。捧不起的阿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陈独秀主意已定，决计再不与上海托派来往，拒绝去美国。１１月３日，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申述了他不去美国的理由：一是因为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二是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他去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①对于他与上海托派的分歧问题，他表示绝不让步。在信中他强烈谴责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以来的“极左”错误，哀叹中国托派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不足区区的５０人，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也就在１００人开外。他认定“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建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的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②这封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托李福仁转寄给托洛茨基。
１９３９年１月９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一并由李福仁寄给托洛茨基。该报告，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信中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的罪名，自称：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③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③《保卫马克思义》卷１。
上海托派极 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国民党五中全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