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陈独秀写《金粉泪》一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政府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的第一首诗就是：
放弃燕云战马嚎，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燕云”指河北、山西大同一带。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型。）
最末一首是：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这组诗首尾相顾，前后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首诗，都是为这两首两句两字做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绝无无病呻吟的颓废，而充满激情与活力，针砭时弊。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４
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许多老朋友都建议他写自传。狱外的托派朋友希望他能仿效托洛茨基写《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政见。托派组织还答应帮助他找资料，后来伊罗生也表示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提供给他。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不要叫我失望”。汪原放叔侄也非常关心陈独秀写自传，他们认为此时出版陈独秀自传一定好卖，探监时曾多次问陈独秀何时动手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极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的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政治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由于政治原因使他的拼音文字草案未能出版，现在动手写自传，能不能出版，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鹤年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患病居上海，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 年她去世后，儿子陈鹤年在上海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出售，对陈独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的写作积极性顿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一一引者注）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出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２０元，每月可付２００元）。曹为人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