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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６日下午２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一面在陈独秀反共上大作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大肆渲染，说“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斯大林派之意，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即从证据上观察，该反动派亦尚无实施暴动之准备。审察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以昭平允”；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并严厉指出，陈独秀所组织之中共反对派，是“以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标，是不独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并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其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决定判处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１３年，剥夺公权１５年，其他被捕者各判５年、２年不等。陈独秀当场奋起，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旁听席上也纷纷吼叫起来：“判得太重。”胡善偁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陈独秀判刑的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７７期载文说：

    

    “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面前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５月２７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后，开始准备《上诉状》，他在狱中用了半个多月时间，陆陆续续写了５千多字。到６月１５日，《上诉状》写成，托蒋豪士律师至上海，转交章士钊，代呈国民党最高法院。

    

    在《上诉状》中，陈独秀首先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论，阐明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不能搞“朕即国家”。国民党“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谓反对民国者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是可笑的“世间滑稽之论”。接着，他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致数十倍；新税各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

    

    农夫辍耕于田，工贾咨嗟于市，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前年不战而断送东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岩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

    

    ……人民爱国之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国民党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的“建设业绩”，以我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的领导机关，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后世？其次驳斥所谓“图谋变更国体”的谬论，阐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变更国体”。他指出：“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属“变更国体”。

    

    而“苏维埃并非新奇之物，只‘工农兵会议’的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国民党谓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理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接着他无情揭露了所谓“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的谬论。他指出：“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的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复谓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他进一步阐明了工农苏维埃制度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

    

    最后，批判法院判罪是“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而且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反对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因此，法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所以，陈独秀不服判决，要求上诉。

    

    ①《法治周报》第１卷，第３３期，１９３３年。

    

    在等候国民党最高法院批复的过程中，有一天，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了一封信，希望汪氏叔侄能来南京狱中探望他。此时汪原放在上海，而他的叔叔汪孟邹却在长沙。

    

    汪原放，安徽绩溪人，与陈独秀是同乡。汪氏一门与陈独秀交谊甚厚，汪原放的父亲汪稀颜，是清末陈独秀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