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从抗日的大局出发，红军为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力，不久后就主动回撤，返回陕北，并发出回师通电，表明：“此次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而蒋介石却不肯罢休，命阎锡山组织十几个团的兵力，由受蒋介石重视和收买的将领李生达为总指挥，派汤恩伯作监护，入陕追击红军。这明显是将晋绥军推向与红军作战的前线，借“剿共”之机将其削弱以致消灭的阴谋。阎锡山还没有从红军的打击中回过神来，立即就感受到了蒋介石杀气腾腾的锋芒。他当然不能让蒋的算盘如意拨动，于是，一面摆出服从命令的姿态，派李生达前往离石前线，一面就收买了李的卫士，在即将渡河的当日凌晨把李生达刺杀在军中。阎锡山扮出悲痛万分的模样厚葬李生达，同时就以大将遇刺，军心不稳为名，向蒋介石请求延期入陕。
在这次事件中不明不白被刺身亡的李生达，是晋绥军一名能征善战的高级将领。1926年奉军攻入山西时，李以团长驻守大同，率部英勇作战，坚强反击，使奉军不能南进。半年之间，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连升三级，在晋绥军中显赫一时。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4年夏被调到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在学习期间，蒋亲自接见，临走时还送给他10万元，声称让他用以“照顾和改善生活”。1934年，蒋介石调晋绥军去江西“剿共”，李生达请缨前往，在南昌，李受到蒋的多方关照和重视。从江西返回后，李生达的部队按中央军的规范，一提到“蒋委员长”或“蒋总裁”，全体官兵则立正敬礼；而提到阎锡山却毫无表示，这使阎锡山极为不满。到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山西的将领代表中又只有李生达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生达一步步受到蒋介石的宠爱，也就一步步被阎锡山所嫉恨。阎锡山生平最忌的就是部下不经过他的推荐直接与“中央”发生关系。他与蒋之间存在着相互猜忌、勾心斗角，不时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矛盾，怎么能允许部下背着自己同蒋拉拉扯扯呢？因而早已将李生达划入另册。李生达不明不白地成为蒋、阎尖锐矛盾的牺牲品。阎锡山也从此事得到教训，看出蒋介石在寻找一切机会将势力开进山西，他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蒙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因此，他不得不面对日本的侵略，同时又在红军的进攻和蒋介石的阴谋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出路。自己无力消灭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更不能同时对付这三个强大的敌人。审时度势，他不能不看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如果完全站到日本人一边，等于是在国人面前自寻绝路，会遭到千百万人的唾弃。 要守住山西这块根据地，只能在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三者之间周旋。这是形势提供的唯一出路，又是他善于运作的左右逢源策略的极好用武之地。
这期间，阎锡山在太原两次会晤“陕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的经历和感慨，对他也有不小的刺激。张学良听从蒋介石消极抵抗的命令，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军，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指斥；之后又服从蒋介石的安排，丢掉了华北到陕西前线“剿共”。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东北军屡屡败阵。受亡国之痛煎熬的东北军将士，渐渐对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张学良在东北军将士的推动下，也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私下里与红军达成西北抗日联盟的协议。为了争取支持，张学良找到了阎锡山头上。阎表示可以试试，并答应在劝蒋抗日的问题上可同张配合行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也给阎锡山发来了表示愿意与其联合抗日的信函。毛泽东托晋绥军被俘的一名团长带给阎锡山等人一封信，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