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军教人学好，定下村范一篇。盼望人民程度，一天高于一天。没有开场聚赌，
没有窃谷偷田。没有窩赃聚盗，没有金丹洋烟。没有持刀行凶，没有打架挥拳。没有男子不孝，没有女子不贤。没有儿童失学，没有游手少年。没有家庭不睦，没有残忍可怜。这样模范村子，大家住得安全。做好人有饭吃，快乐好比神仙。从前乡下涣散，遇事没人向前。如今村闾邻长，都有管事的权。这个整理责任，就在你们双肩。爱家必爱家乡，千万不要推延。机会且莫错过，别人着了先鞭。奉劝诸君努力，荣誉流传万年。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皇权不下县”，县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所谓“山高皇帝远”，就成为县以下广大农村无法无天的普遍现象。清末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兴办实业、修筑交通、兴办社会教育等社会事业，都要进入农村，因而需要设立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自清末以所谓“地方自治”为名开展农村社会建设以来，各地已经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和效果。但都没有阎锡山这样严密系统。可以说，山西进行“村本政治”的建设，以省级政府的名义推行村治实验，在全国的村治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阎锡山是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方势力对农村社会控制最严密、时间也最长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阎锡山的进取和改革精神。当时挂名的中央政权，顾不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政策指示，而在全国范围内，也还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办法。他把山西作为一个独立于外的“国家”来治理，是在特殊条件下一种大胆却又有效的选择。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他的“用民政治”的设计，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国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但又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推行发展经济的为主的“六政三事”和以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为主的国民教育相结合，把农村置于严格、严密的控制之下。其目的，是以军国主义方法管住分散的农户，再以儒家“王道”、“仁政”的教化控制人们的思想，管住人心，让百姓不敢造反也不能造反。从而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应当说，这比其它多数军阀只知道掠夺，只知道榨取，也只能使社会更加混乱的行为确实要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更合乎人心和正义。后来的南京政府，基本上是以山西村治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制建设的。从组织体系上完成农村自治机构构建的过程，县以下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系统，首先是有利于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其次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梁漱溟先生是在近代致力于搞乡村建设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试图从教育入手，通过不断的改良，真诚地希望能够解决中国农村的破败落后问题。但他的愿望在军阀各自割据一方的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而已。因此，他在看到山西村政建设的成就之后，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他1922年来山西，考察了山西村政建设，在对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都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力。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应当说，阎锡山大力进行村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对于动乱不定和灾祸频发的冀、豫、鲁等省，山西成为一个较为安定富裕的地方。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述各地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致使与它们相邻的晋东、晋南一带的不少县，移入人口占到很大比例。如后来成为上党战役主战场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