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又成立的决死队，他在同意采用共产党军队的政委制的同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坚持政委必须是山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学友孙传芳曾嘲笑他这种土里土气的保守观念，给他取绰号为“厨子将军”，讥笑他像厨子一样，终日周旋于菜板和锅碗之间，不肯不敢迈出一步；另一个学友李烈钧也认为他只配在山西老家出头称雄，实在是如同井蛙观天。
“土”的第三个表现，是阎锡山精于算计而表现出的“抠门儿”。这一半是因为，山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不得不精打细算；另一半则是出于阎锡山本人的商人习性。他对于算盘情有独钟，常说“算盘珠子下有钱”。从大连返回山西在河边村家居时，到川至中学看学生上课，就给学生们出题
：以本钱银元一元，年息二分四厘（当时乡村的一般利率）复利计算，一百年之本利之和为多少？算下来居然有23亿之巨。阎锡山于是告诉学生们：你们这就知道算盘珠子的厉害了吧？当然，这一计算所显示的并非算盘珠子的力量，而是盘剥敛财的本领。
它折射出阎锡山内心深处的世界。以精明的计算来比方政治，同样能说明这一点。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是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的。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善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值六元大洋，他开口就要九元。顾主还他八元，他连声说，瓶子是八元五买进来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照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
顾主听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用八元五买下了。可这一来，正上了古董商的大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如此非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时，他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就因手头拮据，无法买通关节，连张学良的面都难以见上。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则出手阔绰，活动自如，对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拥蒋反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抠”劲儿，又在重大事项中，显示为一种刻意的节俭。
建设山西同浦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都精打细算的精神，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修成了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这样看来，用以讥讽的“土皇帝”的称呼，其实是相当确切的民间评价。
虚幻于“道”而精明于“术”
对于“主义”的重要性，阎锡山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也承认，“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承认当时的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因此，在设计和创立自己的“主义”方面，他可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从开始的“进山会议”到后来的“理论研究会”，二十多年中，坚持不断。他也肯虚心地向专家学者请教，曾延请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到山西讲学，也曾不辞辛苦地、频繁地亲自参加和主持讨论。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思想防共”，阎锡山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义”。他说：“他有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为此，他亲自动手，编出了纲领性质的“主张公道歌”。歌云：
一、主张公道。公道才是社会真精神，主张公道不留情。扶助好官绅，打倒坏官绅，人民人民，大家兴奋。
二、热心。主张公道第一要热心，热心才能擒坏人。如有公务员，做甚不务甚，
制裁制裁，不稍留情。
三、公平。主张公道第一要公平，公平才能服众人。如有司法官，断案不公平，打倒打倒，不稍留情。
四、认真。主张公道第一要认真，认真才能做成功。如有坏军队，骚扰我人民，攻击攻击，不稍留情。
五、牺牲。主张公道第一要牺牲，牺牲才能成大仁。有人做汉奸，勾结敌国人，处死处死，不稍留情。
很明显，这只能是一种适应形势的宣传，而与“主义”无法相提并论。
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后，曾组织力量研讨“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