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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５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四、“钓鱼台无鱼可钓”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帝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亮亮地常年大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停留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管县太爷的高干“埃里金纳”，爱尔兰籍经院哲学家，约9世纪40年代迁居法，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一趟钓鱼台也是难于上青天。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下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往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richs，1794—1861）、罗森克兰茨（KarlRosenkranz，1805—，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问了经过，叹道：“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后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漫声问道：“永贵同志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