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锋相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一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执行情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的猪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家的猪……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位几位干部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大寨的社员也想多挣工分少出力。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看着庄稼和农活质量。半路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队长似乎是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你的看法哩？”二队长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嗄话，还闹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张了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B44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片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摞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过来也没说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雨。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渐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但没训人，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如果大家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来，赶紧让着说，“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B45
陈永贵也有彻底翻脸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私之争涉及到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阵子大鸣大放，动员老百姓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陈永贵几乎是每场运动都要冲在前头的，这次鸣放部署下来之后，他也向县委领导表示要搞好。搞好的关键呢，陈永贵对县里的干部说，就是看能不能动员社员们给他本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来。谁在大寨代表共产党？这是明摆着的。
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想了几天，冒出来一个主意，就找县里派来的驻队干部郝兑元商量。陈永贵说：“我给咱装起下台的势来，不要参加会，你到大会可以宣布。群众要问永贵怎么没来呀，不用多说，你就高声地说：他还能参加会呀？就这么一句话就行啦。”B46
郝兑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既没有骗人说陈永贵下台，又造成了一个下台的架式，还真是一个打开局面的办法。他忽然又想起党内的鸣放来，便问支部会该怎么办。
“支部会我也不要去参加，”陈永贵说，“开支部会要是寻我，你就说群众会还不能参加，还让他参加什么支部会呢？”
郝兑元说：“沾，就这么干。”他便在会上很像那么回事地演了一回。这一下果然热闹，用陈永贵的话说，“可就放了一个透，放透啦。”
据说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就蹲在窗外听着。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中计，七嘴八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