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讽刺。我，文吉，一个在离婚官司中游刃有余的精英律师，一个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的高级合伙人，此生却深陷同一个可悲的循环——以最完美的演技，遮盖最不堪的真相。
而一切的源头，都指向那个希望与绝望疯狂撕扯的、无比漫长的高三暑假。
高考结束那天，我几乎是仓皇逃离了那个弥漫着汗水与窒息感的河南考场。但我无法立刻返回上海——按照当年的流程，近二十天的焦灼等待后才能查分，随后是志愿填报，接着又是更为磨人的录取等待。所有通知书只会寄往河南的报名地址，必须本人签收。我只能暂留河南，如同困守孤岛的囚徒。
那段日子，我麻木地在故乡土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分数公布时，即便早有预料，那串冰冷的数字仍如一记重锤，将我最后的侥幸砸得粉碎——这分数若放在上海，凭借市重点的排名和武汉大学相对较低的录取线，本可轻而易举地踏入梦想学府；如今却因蓝印户口失效被迫折返河南，与近百万考生共挤独木桥。填报志愿时，我盯着那本厚重得令人窒息的高校名录，“武汉大学”四字如烧红的针尖刺入眼底。最终，我几乎是自暴自弃地，在表格里填上了西北政法大学——这所“五院四系”内唯三的既非985也非211的学校。当那张印着“西北政法大学”的薄薄通知书终于送达，我亲手签收时，笔尖划过的每一笔，都像是在那份确认人生已然坠落的判决书上，签下我屈辱的名字。
至此，我才终于能够买票返沪。母亲沉默地收拾好了行李，决定与我同行。她或许早已从我漫长的沉默和麻木的游荡中，察觉到我深陷抑郁的泥潭，却不知如何言说，便以“必须回上海把房子收拾一下，准备租出去”为由，执意要陪我踏上归途。火车一路向东，窗外景色由灰黄的土地渐次转为繁华的都市，可我的心却沉坠如铁。母亲就坐在我对面，目光时常落在我身上，那眼神里交织着无力言说的担忧与一种疲惫的了然。
回到浦东那套曾承载全家希望的房子，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分崩离析的实感。这个家，曾经是我们三个孩子的中心，如今却像失了磁力的磁石——大姐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扎根；二姐虽同在上海，却以实习借口繁忙为由住在学校宿舍；而我，即将西行前往西安求学。父母与三姐则继续留在河南生活。四个人，四个城市，曾经紧密相连的血脉，被地理无情地切割开来。
母亲放下行李，环顾着这个日益空旷的家，轻轻叹了口气，便开始了她名义上的“正事”。她一边收拾着杂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语气平静却不容商量：“三个孩子的房间，租出去两间补贴家用。你的这间给你留着，锁起来。等你寒暑假从西安回来，或者你大姐二姐偶尔需要，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站在那个即将被孤立的、属于我的小房间里，凝视墙上未撕的英语单词便签，书架上堆积的高中教材，心中没有半分暖意。这个被特意保留的空间，此刻更像一座即将被遗弃的、上了锁的孤岛。
我的父母与三姐，常年居于洛阳。而我，自小学起，便与大姐、二姐来沪求学、生活。十几年光阴流转，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我全部的社交网络，我认知中的“家”，早已深植于上海。洛阳，那个有父母在的“家”，于我，反而更像一个熟悉又陌生的驿站。
我望着书桌上那枚从安阳殷墟带回的“妇好鸮尊”冰箱贴出神。在洛阳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一个多月，漫长如世纪。为排遣深入骨髓的焦虑，我开始了独自一人的巡礼——去了开封，在清明上河园里遥想汴京的繁华旧梦；去了郑州，在河南省博的展厅里凝望莲鹤方壶的绝代风华；最后，我抵达安阳，立于殷墟这片华夏文明的源起之地。
当我在略显幽暗的展厅内，与玻璃柜中的“妇好鸮尊”猝然相遇时，仿佛被一道跨越三千年的雷电击中。那只青铜铸就的猫头鹰，昂首挺立，双瞳圆睁，羽纹狞厉，通体散发着一种穿透所有时间尘埃的、不屈不挠的原始力量。
也正是在那一瞬，李笑然的身影无比清晰地浮现于脑海。她曾在信中提到她喜爱收集各地冰箱贴。我几乎是立刻认定，这尊女战神便是最恰当的礼物——它雄浑狞厉的造型，恰是我身处困厄却不肯沉沦的精神自况；它象征的古老守护，是我深藏心底不敢明言的倾慕寄托。
紧接着，是那个早已定下的为期半月的英国研学。我几乎是带着一种病态般的饥渴，踏遍了所有法律学子梦寐以求的殿堂：牛津的古老石墙散发着历经数个世纪的威严；剑桥的康河柔波与国王学院礼拜堂的恢弘交织出奇妙的和谐；LSE的精英气息扑面而来；还有爱丁堡的古典庄重，杜伦的书院制传统……
我立于这些世界顶尖学府之前，灵魂皆被那自古老石墙沁出的学术荣光震撼得颤栗。然而，现实的重量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