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在精密的医疗护理下，不可逆转地好转。
骨折处生长着新的骨痂，内脏的淤伤渐渐吸收，连颈托也换成了更轻便的型号。
这种生理上的修复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它正将我推向另一个审判台。
警方完成了他们的初步调查，厚厚的卷宗被移交检察机关。
我的供词，那份冷静到近乎残忍的自白，成为了核心证据。
苏蔓为我请了律师，最好的那种，试图在量刑上争取一丝余地，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绝望的挣扎，是生者对法律程序一种徒劳的尊重。
律师姓陈，是个面容严肃、眼神锐利的中年男人。
他第一次来看我，没有寒暄，直接打开了录音笔和厚厚的案卷。
“江先生，你的情况很特殊。”他开口，声音平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证据链完整，你本人也供认不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检方会要求极刑。”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如炬地盯着我，“动机部分，以及你最终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成为辩护的切入点。我们需要重点强调你童年的创伤，长期的精神压迫，以及……你哥哥的死亡对你造成的重大精神冲击。这会导向精神鉴定，如果能够证明你长期处于某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解离状态，或许……”
“不需要。”我打断他，声音平静。
陈律师愣了一下，微微蹙眉：“江先生，这是目前唯一可能减轻你刑罚的途径。即使不能免除刑罚，也可能……”
“我说，不需要。”我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任何波澜，“我做什么，我很清楚。我没有精神问题。”
“即使有，那也不是用来逃脱罪名的理由。”
“精神病，从来都不是逃避的借口。”
至少，在实施那些实验的时候，我的思维是清晰的，目的性是明确的。
疯狂或许是我的底色，但那并非不受控的癫狂，而是一种极度冷静的、导向毁灭的偏执。
用“精神病”来脱罪，是对精神病的侮辱，是对我自己那五年“事业”的侮辱，也是对哥哥的一种背叛——他承受了真实的痛苦和死亡，而我却要用“疯了”来逃避代价？
陈律师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评估我的精神状态是否真的如我所说“清醒”。
良久，他才叹了口气，合上了案卷：“即使不进行精神辩护，你提供的关于抗癌血清的数据和样本，已经被最高级别的医疗科研机构接管验证。如果最终证实有效，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医学突破。这一点，法庭也会予以考虑。”
我扯了扯嘴角。用无数人命堆砌出的突破？这功绩带着洗不净的血腥味。
“那是他们的事。”我漠然道。
之后的会面，陈律师不再试图说服我，只是例行公事地告知我庭审流程，可能面对的状况。
我安静地听着，像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开庭的日子到了。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天空是压抑的铅灰色。
我被押解着，穿过法院森严的长廊。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冰冷的手铐硌在手腕上，提醒着我此刻的身份。
法庭里坐满了人。
媒体记者带着长枪短炮，眼神兴奋而猎奇；旁听的市民们交头接耳，脸上写着恐惧、厌恶和难以掩饰的好奇；前排坐着一些面色凝重的官员和学者，他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我，带着审视和一种复杂的探究。
我没有去看他们。我的视线掠过人群，看到了坐在角落的苏蔓。
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攥着手提包，眼神与我接触的瞬间，迅速溢满了泪水，她慌忙低下头去。
我被法警带到位子上坐下。
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声音洪亮而冰冷，一桩桩，一件件，列举着我的罪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谋杀、非法进行人体实验……每一个词都引来台下细微的骚动和抽气声。
证据被一一出示。实验室的照片，冰冷的仪器，那些编号对应的、曾经是活生生的人的档案，部分实验记录的复印件，还有……七两躺在观察舱里、浑身插满管子的照片被拿出来时，法庭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仿佛他们在展示的是别人的罪证。
轮到陈律师辩护。他尽力了，着重描述了我童年的极端遭遇，哥哥的死亡带来的巨大打击，试图勾勒出一个被命运逼入绝境、精神遭受重创而走入歧途的形象。
他甚至提到了那管血清潜在的、拯救无数”命的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