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死亡率在80%以上；二是药物维持，最多只能延长一个月生命。”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眼前阵阵发黑，下意识抓住哥哥的手：“哥，我不治了，一个月够了，我们好好过这一个月就好……”

    哥哥没说话，只是用力攥紧我的手，指节泛白。他对着医生点头：“麻烦您先开点缓解症状的药，我们再想想。”走出诊室时，他才轻声说：“别慌，我已经联系骨髓库了，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志愿者。”

    我点点头，没敢看他的眼睛——我怕看见他眼底的绝望，更怕承认自己快要离开的事实。

    接下来的一周，哥哥总说“去骨髓库对接”，每次出门都背着双肩包，回来时领口沾着医院的消毒水味，眼底带着藏不住的疲惫，却总笑着说“有进展”。有一次我起夜，看见他在厨房倒水，左手悄悄按着小腹，眉头皱得很紧，听见我的脚步声，又立刻松开手，转身笑着说“怎么醒了？渴不渴？”

    我摇摇头，心里却像被针扎——我偷偷查过骨髓纤维化的资料，知道供体捐献后可能会有并发症，可我从没想过，那个“还在找”的志愿者，会是他。

    又过了三天，哥哥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手术同意书，脸上带着我许久没见的笑容：“齐章！找到匹配的志愿者了！医生说下周就能手术，成功率很高！”

    我看着他眼底的光，鼻子一酸，伸手抱了抱他——他的肩膀好像瘦了一圈，隔着衣服都能摸到突出的肩胛骨。“太好了，哥。”我把脸埋在他怀里，没提半夜看见的他按肚子的动作，也没问为什么“志愿者”从不露面，只是贪婪地感受着他的体温。

    手术前一天，哥哥带我去了海边。新西兰的海是深蓝色的，浪花拍着沙滩，卷起白色泡沫。他蹲在沙滩上，用手指画了两个小人，旁边画着极光。“等你好了，我们就去冰岛，”他说，“听说极光下许愿很灵，到时候我们就许愿，一辈子都不分开。”

    我蹲在他身边，看着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好，”我轻声说，“我们去冰岛。”

    他伸手帮我擦眼泪，指尖带着细微的颤抖：“明天手术别害怕，我会在外面等你。等你醒了，我们就去吃你最爱的糖醋排骨。”

    手术当天，护士推着我进手术室时，哥哥站在走廊里，穿着那件浅灰色连帽衫，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他弯下腰，在我耳边轻声说：“别怕，我在。”

    麻醉剂慢慢生效，我闭上眼睛前，最后看见的是他眼底的红血丝，和嘴角那抹勉强扬起的、却藏着苦涩的笑容。我以为自己要迎来新生，却不知道，哥哥早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签下了捐献同意书——他赌上了自己80%的死亡概率，换我活下去的可能；他更知道，就算手术成功，他自己也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却只想用这最后的日子，好好陪我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