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意的功臣很配合，纷纷交出兵权。

    他们敏感的神经告诉他们，想要为家族和自己换一个太平结局，必须让皇帝放心。

    对于功臣来说，让皇帝放心的常见手法是自污声名，追求财富。

    于是宋太祖时期武将有一个群体特点那就是群体腐败。

    比如石守信在放下兵权之前，作战勇猛，并不看重钱财。

    但是“杯酒释兵权”后，对钱财一下子贪婪起来，积财百万。

    史书上评价石守信的行为是“然守信之货殖钜万，怀德之驰逐败度，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

    认为他是为了自保，取悦于皇帝，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的。

    这其实是宋太祖时期，武将们的大致做法。

    糟糕的是，在初期武将们还有一些被逼演戏的成分，起码是违背自己的本意。

    但是随着人性中的恶被放出来后，他们对贪污腐败弄权也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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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5章靖康之耻，赵匡胤绷不住了！

    这就导致后期武将欺压百姓的劣迹越演越烈。.

    赵匡胤对待功臣的态度很“厚道”。

    在必须处理的时候，尽量留有余地。

    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强化下，抑制武将的政策成为北宋的家法，赵家子孙可以安然坐在皇位上。

    武将功臣永远只能臣服在皇帝脚下。

    但整个帝国陷入慢性自杀，付出的代价在南宋灭亡时达到了顶峰。

    长期影响在于两宋时期，整个国家的军事制度都是围绕如何巩固皇权上。

    而不是抵抗外敌维护国家安宁上，以致于整个国家饱受外族欺凌.

    对于两宋有一个传统认识就是两宋军事能力太弱了。

    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

    北宋在军事长期挨打，并不是军事能力弱，而是制度之恶。

    南宋末年，钓鱼城能够抵抗蒙古大军长达三十多年。

    这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南宋真正的军事实力并不弱。

    问题就在于军事制度出了不可逆转的问题。

    钓鱼城能够抵抗蒙古人这么长时间，不仅在于它特殊的地理条件。

    比如有矿可以冶炼武器，有粮食生产基地满足食物供给。

    还在于钓鱼城在危机时期，让朝廷不得不放手让将领把人事权、财务权和军事权力集中在一起。

    将领有了相对独立的决策权，才能提高作战效率。

    “杯酒释兵权”后，朝廷成功解除武将的兵权，在地方上用文臣来管理军事。

    武将的行政权和兵权分离。

    皇帝是军队的领导人。

    在军制上两宋实行分立政策。

    枢密院负责管理全国军事事务，包括掌管兵符和兵籍，但枢密院只能发布命令，没有统兵权。

    统兵权在三衙，他们负责日常训练等具体事宜。

    皇帝居中统治。

    三方互相牵制，皇帝则高枕无忧。

    这种互相掣肘的局面，使得军人无法对皇室构成绝对的威胁。

    但是打仗效果可想而知，没有决策权力的将领，即使知道正确打法，也没有腾挪的空间。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开国之君，他定下的基调成为后来者不敢打破的铁律。

    重文抑武的氛围之下，宋朝以文为贵，文臣强势，武将弱势。

    北宋名将狄青的际遇很具有代表性。

    他军事成绩耀眼，却因此遭到文臣的猜忌和攻击，抑郁而终。

    在这样的氛围中，优秀人才不会选择进入军营，成为保家卫国的一份子。

    军营反而成为两宋的收纳盒子，在灾荒之年纷纷招募流民成为士兵，士兵的素养可想而知。

    而两宋时期国土沦丧，游牧民族时常骚扰边境，边境上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压力很大。

    朝廷并没有因此更新制度，反而用钱财买平安，结果是冲突不断，战场上占不到半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