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

    宋朝宰相却要先用札子向皇帝请示，皇帝同意了，中书门下才能拟定政令，然后才能执行。

    所以，唐朝皇帝可以是橡皮图章，但宋朝皇帝不是。

    到了明朝，连中书省都没有了，所以宰相也就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内阁，但内阁不是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利机构，而是大明皇帝的秘书处。

    秘书就是内阁学士和内阁大学士。

    秦汉丞相，都是超品，属三公一流，是可以封侯的。

    唐朝宰相，都是顶级的三品大官，甚至还有加封。

    而明朝的内阁学士才五品。

    比之二品的六部尚书，这些人品阶是真的低，影响力完全没办法和之前的丞相比。

    内阁不太好管六部了。

    所以，也就有了兼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这才能到二品。

    这种兼职大学士说出去的话才能有分量。

    ...

    “几百年的发展才有这种结果，现在想照搬确实不合适。”李世民也发现问题了。

    之前是不太了解情况。

    唐朝为了开疆拓土，所以才设立节度使。

    明朝为了镇压内部起义，所以才设立巡抚总督。

    这就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承宣布政使司，卷得还不够，那还得继续卷。

    “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就是明朝的官场内卷。

    而内卷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央过度集权、地方无所措手足。

    所以，遇到事情，不是放手地方自己处理，而是中央亲力亲为。

    而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崩溃于激变。

    安史之乱后，大唐面临财政危机。

    于是，唐朝推行了两税法和盐业改革。

    这两项改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而且为后世立法。

    尤其是两税法，俨然获得了某种工具正义。

    收这个税、那个税，都不合法，只有收两税，那才合法。

    神宗年间，宋朝也面临财政危机。

    于是，宋朝搞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改变北宋的权力运行逻辑。

    变法后来失败了。

    但谁也不能说王安石是权臣。

    因为他的所有变法工作都在大宋制度允许范围之内。

    作为大宋宰相，他有这个权力。

    面对财政危机，明朝发动了张居正改革。

    结果也失败了，但张居正却被定性为权臣。

    原因就是他的很多做法都超出了内阁的权限。

    内阁根本没有权力搞变法。

    为了变法，王安石能搞出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变法最高领导小组。

    而为了改革，张居正就做不到，只能跟司礼监暗送秋波、暗通款曲。

    因为他不是宰相，没有这个权力。

    正规权力走不通，那就走非正规的权力。

    所以，死后定性为权臣，并没冤枉他。

    明朝的制度已经内卷过度：在这个精妙、复杂且稳定的制度框架内，任凭你是商鞅在世，也干不出打大功绩，当然也干不了大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