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陆向真几乎泡在了实验室和会议室。
她与林翰民、江晓、何沁、王世钧以及每一位参与项目的技术人员反复讨论，核对每一个数据，检查每一个环节。
沈屹晚上来接她，常常看到她办公室里亮着灯，她对着画满曲线和公式的黑板凝神思索，手边放着早已凉透的饭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失败、总结、改进，他们最终通过优化热屏设计、引入更精密的数字功率控制系统、加强设备基础抗震性能以及进一步提纯原料等多管齐下的方法，终于稳定地拉制出了共和国第一根无位错、电阻率均匀的4英寸硅单晶棒！
当那根闪烁着均匀金属光泽的“巨柱”从炉中缓缓升起时，整个车间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王世钧这个硬汉再次红了眼眶，用力拍着身边年轻人的肩膀。江晓激动地拿着检测报告，手微微颤抖，声音哽咽地向陆向真汇报：“所长，成功了！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它标志着共和国自主掌握的硅材料技术，终于迈过了4英寸的门槛，初步具备了支撑微米级集成电路制造的能力。
“关键辅助材料的攻关”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战役。
陆向真深知，没有高纯的光刻胶、超纯的化学试剂、电子级的气体和靶材，即使有了高质量的硅片，也造不出先进的芯片。这些辅助材料种类繁多，技术要求极高，长期被国外大公司垄断，价格昂贵且供应受限。
她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多个专项组。
“光刻胶组”由一位新引进的高分子化学博士负责，在原有环化橡胶体系的基础上，开始向更先进的正性光刻胶进军。
这涉及到全新的感光机理、树脂合成、配方优化，难度极大。
实验室里充满了各种化学试剂的味道，研究人员需要反复调整配方，进行涂胶、曝光、显影测试，然后在显微镜下一点点对比线条分辨率、对比度、抗刻蚀性能。
失败是家常便饭，常常因为一个微小的杂质或者配比不当，就导致整批实验失败。
“超纯化学试剂组”则与化工部门合作，重点攻关电子级硫酸、□□、双氧水等。
超纯意味着杂质含量要达到ppb（十亿分之一）甚至ppt（万亿分之一）级别，对生产工艺、容器材质、环境控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王世钧带着人几乎住在了合作工厂，改造设备，优化流程，建立超高纯度的检测分析方法。
“电子气体和靶材组”也同步启动，虽然基础更薄弱，但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每一类材料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奋战、无数次的失败重来。
经费紧张，设备简陋，但他们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点点啃下了这些硬骨头。
当第一批性能基本达标的正性光刻胶样品下线，当超纯□□的杂质含量首次达到设计指标时，所带来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它们或许暂时还无法与进口顶级产品媲美，但意味着共和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迈出了更完整、更坚实的一步。
“新型功能材料的探索”也在陆向真的布局下悄然展开。
她始终保持着对国际科技前沿的高度敏感。
当国际上化合物半导体——如砷化镓、超导材料、激光晶体等研究兴起时，她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未来信息技术、能源技术、国防技术的制高点。
她在研究所内成立了“新材料探索研究室”，虽然规模不大，经费有限，但给予了研究人员较大的自由探索空间。
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在这个平台上，开始接触和研究这些新奇的材料，为研究所乃至国家的未来进行技术储备。
在此期间，研究所的“学术地位”也日益提升。
陆向真作为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学科评审组组长等重要学术职务。
她主持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半导体材料学术会议，推动学科交流与发展。由她主编的《半导体材料科学与技术》丛书，成为了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影响了一代学子。
她尤其重视人才培养。她亲自招收和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但又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提供机会。
她常对学生说：“搞科研，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但同时，眼界要开阔，思路要活跃，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
她培养的学生，很多后来都成为了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骨干，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而沈屹的工作重心则更多地转向了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