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何沁与王世钧的加入，研究所的筹建工作立刻提速。何沁心思缜密，负责行政、人员档案和初期实验室规章制度的建立，忙而不乱，井井有条。王世钧则带着几个刚分配来的年轻小伙，开始清理场地、搬运设备、安装调试那些费尽周折才搞来的基础仪器。
研究所那栋小楼里，终于响起了久违的、充满活力的喧嚣声。
向真则和林翰民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平台的设计中。绘制图纸、计算参数、列出设备清单……常常为了一个超净工作台的过滤精度、一台区熔炉的热场分布争论不休，又常常在碰撞中激发出新的灵感。
向真的超前理念与林翰民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晶体生长经验相互补充，逐渐形成了一套既符合现实条件、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实验室建设方案。
然而，困难远比想象中更多。
最大的瓶颈，来自于几乎无处不在的“封锁”与“落后”。
所需的特种钢材、高纯石英器件、精密温控仪表……国内要么无法生产，要么质量极不稳定。外汇额度极其有限，每一分都要掰成两半花。向真和沈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需要攻关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清单。
为了一个能耐受高温硅熔液腐蚀的高纯石墨坩埚，王世钧带着人跑遍了国内几个主要的石墨厂，带回的样品不是纯度不够就是结构疏松。
向真看着检测报告上惨不忍睹的数据，眉头紧锁。
“要不……咱们试试自己搞？”王世钧搓着手，试探着问，“我认识几个老八级工，手艺没得说，就是缺好材料和好图纸。”
向真与林翰民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无奈与决绝。
“只能如此了。”向真拍板，“林教授，麻烦您根据硅熔液特性，计算一下对石墨纯度和晶粒度要求。世钧，你去找老师傅，我们一起研究改进工艺！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监制！”
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
没有高纯氩气，就想办法改造净化装置；没有现成的单晶炉，就找来旧机床改造，结合图纸和自己琢磨，土法上马；缺乏高纯水制备系统，就带着年轻人一遍遍清洗器皿，搭建简易的蒸馏-离子交换装置……
向真常常穿着和工人一样的工装，蹲在车间里，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比划着跟老师傅们讨论加工细节，脸上沾了油灰也浑然不觉。
沈屹则将办公室当成了另一个家。起草规划、协调会议、争取资源……他运笔如飞，舌战各方，为了给新材料领域多争取一点经费、一个外汇指标、一批特种物资，常常要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吵架。
他那冷峻的面容和不容置疑的技术论证，成了计委和财政部门不少干部眼中的“硬茬子”，但也因此，为向真他们艰难推进的项目，撕开了一道道宝贵的资源口子。
他尤其牢记向真关于技术陷阱的警告。在主导评估引进国外淘汰半导体生产线时，他力排众议，坚持组建了包括向真、林翰民在内的顶尖专家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检测。
果然，在其中一条号称“状况良好”的二手线设备深处，利用精密仪器发现了极其微量的一种特殊稀土元素残留，其分布和浓度异常，极有可能在长期高温工艺中缓慢释放，污染硅片，导致器件性能劣化甚至失效。
另一条线的关键炉管内部，发现了人为的、极其隐蔽的结构薄弱点，若非极其细致的探伤根本无法发现，很可能在运行中破裂，造成重大事故和安全风险。
这些发现震惊了上级部门，也彻底坐实了技术封锁的残酷与无所不用其极。
沈屹的报告有理有据，证据确凿，不仅避免了国家财产的巨额损失，更赢得了高层对自主研制决心的坚定支持。他也借此机会，强力推动建立了更为严格的技术引进审查和检测规范。
夜深人静时，往往是向真和沈屹一天中唯一能安静相处的时间。
小小的书房里，灯下并排两张书桌。向真伏案计算着晶格常数或绘制着设备草图，沈屹则审阅着厚厚的规划草案或项目报告。
有时，向真会拿着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凑过去，沈屹则会从工程实现和系统集成的角度给出意想不到的思路。
有时，沈屹会就规划中某个新材料的发展方向征询向真的意见，向真前沿而敏锐的洞察力常常能让他豁然开朗。
他们是爱人，是战友，更是彼此最信任的智囊和依靠。
“累了就别硬撑。”沈屹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热的牛奶或参茶，手指自然地拂过她的后颈，为她按摩紧绷的肌肉。
“你不也一样？”向真抬头，看着他眼下的倦色，心疼地反问。
“我底子比你好。”沈屹语气不容置疑，将她拉起来，“走走，休息十分钟。说说，今天那个石墨坩埚的气孔率问题解决了没？”
话题总是绕回工作，但这种交流本身，就是最好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