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未有的大。甚至，在我向先生询问孩子的奶粉、尿布等花销，希望他能共同承担时，他竟能对我说：“你把购买记录的截图发给我看看。”

    在我们最需要扶持的时候，他最亲的父母，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持续地从我们这本就干瘪的钱袋里汲取。

    我常常试图用最善意的逻辑去理解他们：也许他们现在省下来、要过去的钱，最终都是留给儿子的？毕竟，百年之后，他们也带不走。更何况，他们各自都有养老保险，我公公每年也确实在外承包一些小工程，并非完全没有收入来源。而且，在娶我这个儿媳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投入，甚至可能还有盈余（比如礼金）。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偏偏要在我们经济最困难、最需要积累的时候，如此迫不及待、花样百出地向我们索取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或许永远无法从他们口中得到。但我的心里，却渐渐浮现出一个冰冷的、不愿承认却又无比真实的猜想：或许，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儿子成了家，就有了独立的责任，而父母，则自动进入了“收割”和“被赡养”的阶段，无论他们是否真正需要。又或许，那只是一种本能的对资源的控制欲，通过不断的经济索取，来确认自己在儿子生活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哪怕这种索取，是建立在榨取另一个女人（我）和他们的亲孙子本就不宽裕的生活资源之上。

    那台矗立在昭市老家房间里的空调，在我眼里，从此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取暖设备。它是一个纪念碑，标记着一种不对等的、令人心寒的索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