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郑司记面色凝重，将一卷密封的文书置于杜善案头，低声道：“殿下密令，即刻拟复。事关重大，需慎之又慎。” 语气中带着罕见的紧绷。
杜善解开密封，展开文书，心头骤然一紧。这是一份由公主安插于左羽林军中的心腹郎将密呈的急报，内容骇人听闻：玄宗近臣、新任中书令王琚，近日频繁密会万骑营中低级军官，常于夜间宴饮，席间多有“主少国疑”、“功臣未得厚赏”等怨望之语，其心叵测。密报末尾建言：当速奏太上皇，以“挑拨君臣、窥探禁军”之罪，将王琚罢黜出京，或下制狱严鞫，以儆效尤，剪除今上羽翼。
杜善执卷的手，指尖冰凉。王琚此人，她素有耳闻，乃玄宗为临淄王时的心腹谋士，参预唐隆政变，机辩纵横，深得信任，是新帝身边最为锐利的一把刀。其与万骑军官往来，确属敏感，然密报中所言“怨望之语”，皆出自“听闻”，并无实据。万骑营经唐隆政变，地位超然，将士骄悍，本就不易驾驭。王琚此举，是为玄宗笼络军心，抑或真有不臣之图？仅凭此单一密报，实难断定。
更令她心惊的是公主欲采取的手段——“罢黜”或“下制狱”。此乃雷霆之击，直指皇帝近臣，无异于公然向新帝宣战。王琚若倒，其身后牵连的是一整个东宫旧臣集团，势必引发朝野巨震。如今玄宗已正位，虽受制于太上皇，然其名分已定，绝非昔日临淄王可比。如此悍然出手，一旦失当，或证据不足被反噬，后果不堪设想。
她抬首，望向郑司记，声音谨慎：“司记，此报事关禁军与皇帝近臣，干系极大。然所劾之事，多为风闻，未见赃证。若骤加严惩，恐……恐难以服众，反激变局。是否……应先密查核实，或由御史台风闻奏事，探其虚实，再作定夺？” 她试图以程序与证据为由，稍作缓冲。
郑司记目光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殿下之意已决。王琚狂徒，留之必为大患。今上受其蛊惑已深，非重典不足以震慑。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岂能拘泥常法？速拟敕草，请太上皇用印。”
杜善心中咯噔一下，知公主杀心已起，劝恐无益。然她深知此举风险滔天，沉默片刻，终是深吸一口气，提笔于一张素笺上，极快地写下数行小字，并非敕草，而是建言：
“殿下明鉴：王琚事，牵动禁军，直指今上，实乃枢机。然其一，证据未固，恐予人口实；其二，操之过急，易打草惊蛇；其三，恐逼反万骑，祸生肘腋。愚见：莫若明升暗降，迁王琚为外州刺史，调离禁中，削其实权，缓图其后。既可去殿下心腹之患，亦不露痕迹，保全大局。冒死以闻，伏惟圣裁。”
她将素笺折好，双手呈予郑司记：“此乃卑职浅见，万望司记呈送殿下三思。”
郑司记深深看了她一眼，接过纸条，未发一言，转身离去。
时间在焦灼中缓慢流逝。窗外秋风萧瑟，吹得檐下铁马叮咚作响，每一声都敲在杜善心上。她独坐灯下，面前摊着空白的敕旨用纸，朱笔搁在一旁，却迟迟无法落下。她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上官婉儿之死、李重俊兵败、韦后覆灭……一桩桩，一件件，皆因急于求成、手段酷烈而招致反噬。公主如今权势熏天，然其对手，已非韦后那般不得人心，而是年轻气盛、颇具人望的新帝！一步踏错，满盘皆输。
良久，郑司记返回，面色平静如水，将那张素笺放回杜善案上。杜善急切展开，只见她那几行小字之下，多了一行朱笔批注，字迹瘦硬凌厉，力透纸背，正是太平公主手书：
“筹谋已定，勿复多言。蜉蝣撼树，不知量力。速拟敕草！”
每一个朱字，都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入杜善眼中，更刺入她心中。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是对她谨慎建言的全然蔑视，更是一种近乎盲目的、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与刚愎。
杜善的手微微颤抖，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瞬间蔓延全身。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效忠多年的主上，在权力的巅峰，已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所有的谋略与谨慎，在绝对的权力意志面前，都成了“蜉蝣撼树”的笑话。而那“已定”的“筹谋”，在她看来，却是一场巨大风险的豪赌。
她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中已无波澜，只剩一片冰冷的死寂。她默默地取过敕旨用纸，提笔蘸满朱砂，开始依令起草罢黜王琚、下制狱勘问的敕文。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一字一句，皆依公主体例，措辞严厉，罪状罗列，无懈可击。她写得极快，极稳，仿佛方才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