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显然有些惊讶，他愣了愣，随即翻看了一下我提交的资料（都是我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法律依据和证人名单），点了点头：“好，本庭同意你自行辩护。现在，由被告方律师先陈述案情。”
精神哥的首席律师站起身，推了推眼镜，语气傲慢地开口：“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的当事人顾总，与原告叶双双曾有情感纠葛。原告因嫉妒我的当事人与苏柔女士的关系，于本月X日在顾总的别墅内，故意将苏柔女士推下楼梯，导致苏柔女士受伤。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原告的行为已构成一般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方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向苏柔女士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将其送入监狱服刑。”
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了所谓的“证据”——几张苏柔女士的“伤情照片”（其实只是轻微的擦伤，还是她自己不小心蹭到的），还有一份“医生诊断证明”（一看就是伪造的，上面的医院名称都是错的）。
我冷眼看着他表演，等他说完，我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是我凭记忆写的质证意见），开始反驳：“法官大人，首先，我要质疑被告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第一，那份‘医生诊断证明’上的医院名称‘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在本市根本不存在，属于伪造证据；第二，苏柔女士的‘伤情照片’，经我方证人（即蓝青等女仆）证实，是苏柔女士摔倒后不小心蹭到地毯边缘造成的，并非我推她所致，且伤情轻微，不构成‘损害事实’。”
我顿了顿，看向那位律师，语气带着点嘲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方声称我‘故意推苏柔女士’，请问，你们有直接证据吗？比如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的证词？”
那位律师脸色一白，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我们有顾总的证词！顾总亲眼看到原告推了苏柔女士！”
“顾总是被告方当事人，”我立刻反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况且，顾总的证词与我方多位证人的证词相悖，请问，法官大人，这样的证词能作为证据吗？”
法官点了点头，认同地说道：“被告方律师，请注意，当事人的证词需要有其他证据佐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请你继续提供其他证据，或者接受原告方的质证。”
那位律师脸色更难看了，他张了张嘴，却半天说不出话来——精神哥根本没准备什么实质性证据，他以为凭着自己的权力，就能随便给我定罪。
接下来，轮到我陈述。我拿出早已在脑子里整理好的逻辑，有条不紊地说道：“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认为我不构成侵权，理由如下：第一，我没有过错。我方多位证人（蓝青、张姨、李姐等女仆）均可证明，当时我全程站在原地，没有碰过苏柔女士，是苏柔女士自己往后倒的；第二，没有损害事实。苏柔女士仅受轻微擦伤，且并非我所致，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损害’；第三，没有因果关系。苏柔女士的摔倒与我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是她自己的行为导致的。”
我一边说，一边请蓝青等女仆依次出庭作证。蓝青站在证人席上，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如实说道：“法官大人，那天我就在楼梯旁边打扫，亲眼看到苏小姐自己往后倒的，叶小姐根本没碰她。苏小姐摔倒后，我还过去扶她，她跟我说不疼，就是有点吓到了。”
其他女仆也纷纷作证，证词与蓝青一致。精神哥的律师试图反驳，追问她们“是不是被叶双双收买了”，可她们却坚定地摇头，说：“我们只是说实话，顾总平时就经常欺负叶小姐，我们看不下去。”
最后，法官还传召了苏柔女士出庭。苏柔女士虽然被剧情控制着，不能直接说“我是假摔”，但她在回答法官的问题时，却有意无意地提到：“那天我站在楼梯口，有点头晕，所以不小心摔了……叶小姐没有推我。”
这句话，成了压垮精神哥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官敲了敲法槌，宣布休庭十分钟。十分钟后，他再次回到审判席，手里拿着判决书，声音严肃地念道：“经审理查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存在伪造情形，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叶双双存在推搡苏柔女士的行为；相反，原告方提交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苏柔女士系自行摔倒，与原告无关。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本庭判决如下：驳回被告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叶双双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顾某承担。”
判决宣读完毕的那一刻，旁听席上一片哗然。精神哥猛地站起身，脸色铁青，指着法官喊道：“你是不是收了她的好处？你怎么能这么判！”
“肃静！”法官厉声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