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面试的是一家在芝加哥的老牌律所，律所的一位合伙人是莉娅现在就读的那所综合学校的校友，与米兰尼教授据说还是当年的同学。教授告诉我，他每年都会专程回母校，亲自面试新员工，有时也会从我们学校录取一些行政职位。
想到这里，我下意识地绷紧了肩膀。
以往的面试机会，大多数都在电话筛选那关无声无息地结束了。他们一听到我需要工签，没有工作经验，便没了下文。偶尔能进入正式面试，也几乎都是线上，对着摄像头录制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或者与对面连摄像头都不开的面试官假装热络地交谈。这次面对面的面试，是我第一次如此直面自己的紧张和忐忑。
“没事的，我都准备了这么多了。” 走去会议室的路上，我暗暗给自己打气。
“像其他人说的那样，做自己就行。”
可我真的知道“做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我注意到等候区里已经坐着一个人，低头翻阅着手中的笔记本，手指轻轻敲着封面，像是在心里默背着什么。她抬头的瞬间，我认出了她，是上学期一起上哲学思辨课的一位同级同学。
课堂上的她，总是逻辑缜密，思维锋利，辩论时从不退缩，言语犀利得像是能直接剖开问题的核心。每当和她在同一阵营里与她并肩作战时，我都会莫名安心，仿佛不需要担心自己措辞不够精准，思路不够清晰，因为她总能为团队稳稳接住每一个漏洞，并迅速补上最有力的论据。可当我们站在对立面时，我又会下意识地犹豫，甚至有些软弱，仿佛她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弱点。
那场辩论课的最后一次讨论，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讨论的是“学历的价值，能否超越经济成本”。她毫不犹豫地站在肯定一方，眼神明亮，语调沉稳，像是在陈述一件无可辩驳的事实。
“如果有人问我，学历值得吗？”她在课堂上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我们，“我会说，不只是值得，而是必要。”
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是家族里第一代大学生，从小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长大。为了来到这所学校，她和家人背上了沉重的助学贷款。她清楚地知道，这笔债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收入都将被固定地划拨出去，意味着她需要比别人更早、更快地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意味着她的每一步选择，似乎都已经被“回本”二字牢牢框住。
可她依然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的语气很坚定，没有丝毫迟疑。
我还记得，那时的课堂上，有人皱了皱眉，提出反驳：“但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薪资根本无法覆盖学贷呢？教育的回报，真的能超越它的经济成本吗？”
她微微一笑，没有直接反驳，而是轻声道：“那么，如果没有做好承担经济成本的觉悟呢？”
她的声音不疾不徐：“如果没有这个文凭，我能站在这里吗？如果我不选择走这条路，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顿了顿，目光平静，“我承认，学贷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可对我而言，这是进入我想要的世界的唯一入场券。”
当时的我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参与讨论，也没有反驳什么。可她的这句话，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隐隐的痕迹。
这么多的付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跨越阶层的可能，意味着为了一条更好的路而孤注一掷，意味着把未来赌在某个未知的承诺上？还是意味着，无论过程多么辛苦，回头看的时候，都能对自己说“至少，我努力过”？
我不知道，也不敢妄下结论。
我只知道，当时的她，目光里带着一种绝对的笃定。而那种笃定，是我从未拥有过的。
如今，她就坐在我面前，翻着笔记本，侧脸被走廊里冷白色的光映出一丝犀利的光泽。
她依旧是那个自信果敢的人。
而我，依旧是那个在问题面前踟蹰不前的人。
我们对视了一瞬，都微微一愣，接着，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我们的目标是同一份工作。
“你也是来面试的？”她率先开口，声音依旧爽朗，带着她一贯的直接和自信。
“嗯。”我笑了笑，有点不自在地整理了一下手中的简历，“这是我这学期第一个面试，还是面对面的……有点紧张。”
她微微挑眉，像是很能理解：“面对面的确实有点压力，不过总比那些对着摄像头自言自语的面试好。”
“也是……”我轻轻笑了一下，觉得她的话挺有道理。
她随口提到：“我八月九月也面了几家，不过都没什么进展。”她耸耸肩，语气却依旧轻松，“但这家律所一直是我的目标，所以这次会尽全力。”
她的语气没有沮丧，反而透着一股笃定的执着，像是无论前路如何，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