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出租屋的窗户被狂风拍打得哐哐作响，雨水顺着窗缝渗进来，在水泥地上积成一小滩冰冷的水渍，像他此刻不断从嘴角溢出的血沫。他蜷缩在地板上，胸口的剧痛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吞咽着碎玻璃，视线模糊中，那个他爱了八年的身影就站在不远处，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里的不耐烦和厌恶，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刺骨。
江勇。
这个名字，曾是杨亦明整个青春里唯一的光，最后却成了将他推入深渊的刽子手。
他还穿着那件价值不菲的黑色大衣，是杨亦明省吃俭用打了三个月工，在他二十岁生日时送的礼物。此刻，这件大衣的衣角沾了几滴他的血，却被江勇嫌恶地掸了掸，仿佛那是什么肮脏的垃圾。
“杨亦明，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人？”江勇的声音淬着冰，没有一丝温度，“我都说了多少遍，我是直的，你那些龌龊心思真让我反胃。要不是看在你以前总帮我抄作业、给我送水、替我扛事儿的份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
他身边站着的女生，是他刚交往不久的女朋友，穿着漂亮的白色羽绒服，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得意笑容，看向杨亦明的眼神里满是鄙夷。
“勇哥，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女生娇滴滴地挽住江勇的胳膊，“这种人就是给脸不要脸，明明知道你不喜欢他，还死缠烂打这么多年，真是个变态。”
“变态”两个字，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刺穿了杨亦明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他想反驳，想嘶吼，想问问江勇，那些年他的付出，难道在他眼里就只是“死缠烂打”和“变态”吗？可喉咙里涌上来的血沫堵住了所有话语，他只能张着嘴，发出嗬嗬的破碎声响，指尖颤抖着伸向江勇的方向，眼里满是不甘和悔恨。
记忆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他。
杨亦明第一次见到江勇，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操场上。那天阳光正好，十六岁的江勇穿着一身红色运动服，在跑道上肆意奔跑，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颊滑落，浸湿了额前的碎发，宽阔的肩膀和紧致的腰腹在运动服的勾勒下，透着少年人独有的蓬勃生命力。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扬起下巴露出的笑容，耀眼得让杨亦明瞬间失了神。
从那天起，杨亦明就像被磁石吸引的铁屑，不由自主地朝着江勇的方向靠近。
他知道自己和江勇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江勇家境优渥，父母是做生意的，家里有豪车豪宅，他本人长得帅、身材好，是学校的田径队主力，走到哪里都是焦点，身边从不缺追随者和爱慕者。而杨亦明，只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父母拿着微薄的工资，住着老旧的单元楼，他长相清秀却不起眼，性格内向又敏感，扔在人群里根本不会有人注意。
可喜欢这种东西，一旦生根发芽，就再也控制不住。
为了能和江勇多说一句话，杨亦明开始刻意讨好他。他知道江勇不爱学习，尤其是数学和英语，便每天熬夜帮他抄作业、整理笔记，把重点难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来，第二天早早地塞到江勇的课桌里；他知道江勇喜欢打篮球和跑步，便省吃俭用攒下零花钱，给江勇买最新款的球鞋和运动饮料，每次江勇打完球、跑完步，他都会第一时间递上水和毛巾；他知道江勇性格霸道，容易和人起冲突，便每次都挡在江勇身前，替他扛下所有麻烦，哪怕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也只是笑着对江勇说“我没事”。
他做了江勇八年的“跟班”，八年的“备胎”，八年的“情绪垃圾桶”。
江勇谈恋爱了，会带着女朋友在他面前秀恩爱，还会让他帮忙给女朋友选礼物、订餐厅；江勇和女朋友吵架了，会找他倾诉，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发泄在他身上，而他只能默默听着，还要小心翼翼地安慰江勇；江勇需要帮忙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而他永远随叫随到，哪怕自己正在生病、正在打工，也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赶过去。
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卑微、足够坚持，总有一天能焐热江勇的心。他甚至天真地想，就算江勇是直的，就算他们不能成为恋人，只要能一直陪在江勇身边，看着他幸福，就足够了。
可他错了，错得离谱。
江勇从来没有把他的付出放在眼里，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他享受着杨亦明的好，却又在别人面前嘲笑他、贬低他，把他的真心当成笑话。
高二那年，有同学发现了杨亦明对江勇的心思，在学校里大肆宣扬，说杨亦明是“同性恋”、“变态”，对着江勇指指点点。那段时间，杨亦明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被同学孤立、嘲笑、甚至欺负。他以为江勇会站出来为他说句话，哪怕只是一句“我们只是朋友”，可江勇没有。他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切，甚至在别人起哄的时候，跟着笑了笑，说“我可跟他没关系，是他自己缠着我”。
那一刻，杨亦明的心凉了半截，可他还是舍不得放弃。
高考结束后，杨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