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早上，我叫的车已经到了楼下。我提着行李箱，送他走到门口。

    他接过行李箱的拉杆，调整了一下盲杖的位置，面向我。晨光透过楼道窗户，落在他清瘦的脸上，那枚临时义眼片和右眼的厚翳在光线下依然明显，但他的神情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即将踏上征程的坚毅。

    “都记清楚位置了吗？”我最后确认道。

    “嗯，记清楚了。”他点头，“谢谢你，沈医生，这些天……麻烦你了。”

    “别这么说，”我看着他，千言万语在喉头滚动，最终只化作一句最朴素的叮嘱，“路上一定小心，注意安全。到了那边，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他应道。

    他顿了顿，微微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对自己说，也像是在对我承诺：

    “我会……平安回来的。”

    然后，他不再犹豫，熟练地展开盲杖，敲击着地面，转身，一步一步，稳健地走向电梯口。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消失在电梯门后，听着那“叩、叩”的声响渐行渐远，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绪。有担心，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看着雏鸟终于尝试离巢飞向远方的复杂感慨。

    我知道，这趟旅程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物理上的移动，更是一次心理上的断奶和重生。我帮他把行李箱提下楼，送他上车，看着出租车载着他汇入清晨的车流，直至消失不见。

    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安静得有些空旷。我回到客厅，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他常坐的那个位置，心中默念：

    “闻讯，一路顺风，等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