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潮把签了纪勇名字的账单叠到一起，悲哀地发现厚度是100元的好几倍。
请律师和上诉都需要钱，纪潮给学校请了长假，奔走于凛城唯一一家的律师事务所，那位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律师，告诉他每分钟需要支付200元的咨询费。
小地方，恶性杀人事件如热油下锅，迅速沸腾发酵。
一位姓程的女记者找到他，希望能进行一次采访。
她年纪不大，眼睛里还有尚未被社会规则磨灭的同情。
那种同情，纪潮没在出事后的任何一个人脸上看到过。
他不太想为难对方，勉为其难地点头，程晗叹了口气，关闭录音笔，只聊了聊他的以后。
“……以前想过考公，现在不可能了。”纪潮自嘲地笑了笑：“大学，不念了吧，我会努力工作。嗯，我不会放弃上诉的。我妈……她不是冲动的人，我很了解她。”
他伸手指着自己右眉截断的地方，说：“我爸喝醉了就打人，这里，是被他用刀砍的。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能容忍他那么多年，如果那天我在场，我会握住她的刀。”
新闻于晚间七点在地方台播出。
纪潮看了一会儿，白纸黑字跳出屏幕，鲜血淋漓地刺入眼底。
女记者出尔反尔，春秋笔法，颠倒黑白，将舆论引向另一个与伦理道德有关的方向。
恋母。
反社会人格。
变态。
就像往一面死水投入石头，荡出足够壮丽的波澜。
姓程的女记者给他打电话，蹲在他家门口，她好像真的很想道歉，但纪潮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替他妈妈接受。
程晗用红色塑料袋包了一袋钱，纪潮掂了下，猜测得有小一万。
她一个电视台的实习小记者，能有多少工资？
纪潮把钱还给她，平静地让她别再来找自己，他希望那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他还希望，自己不要一直这么愚蠢。
程晗欲言又止，她这段时间瘦了很多，皮肤也黑了不少。
她哭得面色通红，不停地说对不起，她真的没有录音，也没有上交采访稿，她完全不知道那篇稿子的来源，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末尾的采访记者会是程晗两个字。
一万块原来不是很重。
那一刻，纪潮在她的哭腔里，只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你帮我个忙吧。”他说：“我需要一个买家。”
这段时间焦头烂额的奔波，纪潮知道法院不会强制执行他家唯一一套房产，但是，大伯出具谅解书的条件，是要他以远远低于二级市场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他。
“唉，我就这么一个弟弟，而我弟弟，就只有你一个儿子。怎么办呢，你毕竟还姓纪啊。”大伯边数着钱，手指捏得钞票唰唰作响，他露出一个很难形容的笑：“你妈再怎么样不对，也不能杀人啊，对不对？我弟弟真是倒了血霉。”
他说完，自顾自地感慨一句：“如果你姓姜就好了。”
到手后的所有钱——纪潮已经不会去想大伯如何分配，他给自己留了几百元做未来一个月的伙食费，剩下的，全部用在请律师和上诉。
大伯知道他在做这种浪费钱的无用功后，叉着腰，用一种真是没什么办法的口吻对别人说：“我心善啊，看在我弟独苗的份上，才给他那么多钱。你知道给一个杀人犯请律师有多贵吗？这钱啊，你丢进去，甚至听不到一声响。”
纪潮闭上眼，强行清空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杂念。
他盖着一张薄被，翻了个身，老式弹簧床嘎吱作响。
房东又要涨租金，理由是物价水涨船高，他不能老实巴交地维持着三年前的价格，这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是，不是一百块，不是一百五十块，而是三百块。
三百块，掰着手指头也就数三次。
可他只是一个尚未出社会的学生，每小时的时薪低到不可思议。纪潮无法为自己据理力争，十八岁的生日刚过，虽然不再是未成年人，但待遇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睡不着，深海般的月光森冷地照着床角一侧，那里养着一盆三角梅，花只开了三分，呈现难以转圜的枯谢颓势。
这盆花是在楼下垃圾箱里捡到的，连同一只瘸了腿的小猫。
瘸腿小猫团作一团，睡在他的枕头边上。
他不由得想起学校天台的那几只小奶猫要怎么办。
自身难保，他还挂心着轻如草芥的性命。
凛城的台风季快来了。
他翻身而起，趁着有太阳时暴晒过的薄被胡乱地堆在腿根位置，小猫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熟悉地窝进他怀里，纪潮目光越过床头柜和母亲的合影，紧闭的卧室门口，挂着周雾的外套。
奇怪，女孩子的脸清晰地在他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