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愣住了。

    工作人员抬上来两支同型号的样枪。

    一支是由研究所团队按照新方案装配的，使用进口工具和精密校准设备；另一支，是我带来的“火种团队”——两名八级钳工、一名热处理老师傅，在普通车间用土办法手工调校的。

    射击台架设好了。

    采用全自动模式，连续射击一百发。

    第一支枪，前二十发很稳定，第三十发开始弹道偏移，第五十发枪管明显过热，第七十八发出现两次轻微卡壳。

    第二支枪，全程平稳，百发无故障，枪口几乎没有偏移。

    数据投影到墙上。

    我平静地说：“不是他们的设计不好，而是我们现有的钢材、热处理工艺和装配工人水平太差，支撑不起那种精密的结构。”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

    有人低头翻看记录，有人悄悄摘下眼镜擦汗。

    冯老坐在后排，嘴角微微动了动，没有说话，但目光炯炯有神。

    当晚，我回到招待所房间，刚倒了杯热水，桌上的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放下杯子，拿起听筒。

    “林钧。”是冯老的声音，低沉而清晰，“科工委有领导问……”

    我盯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满脸疲惫，眼底却燃烧着火焰。

    我没有回答。

    冯老的声音在电话里停顿了两秒，像是一枚钉子卡进了沉默的木板。

    “林钧，”他缓缓开口，“科工委有领导问——你是不是早知道材料瓶颈？”

    我站在窗前，热水杯的热气氤氲着玻璃，映出我眼底那一道未散的血丝。

    窗外是招待所后院那堵被我贴满故障图的墙，此刻在夜色中像一头蛰伏的兽，无声地吞吐着过去七十二小时里的每一场交锋。

    我摇头，对着听筒说：“我不光知道材料撑不住，我还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事——比如0.03毫米的轴向间隙，在实验室叫公差，在战场上，那就是哑火。”

    电话那头再没说话。

    挂了电话，我没睡。

    笔尖划破纸面的声音一直响到凌晨四点。

    桌面上摊开的是三张草图、两份返修记录、一本泛黄的《金属工艺学》笔记——那是我穿越后靠记忆手抄出来的残本。

    我在写一份建议书，《关于建立“基础工艺能力评估体系”的建议》，不再是零散改进，而是要重构规则本身。

    三条红线必须前置：

    一、现有设备兼容性——你的设计能不能在我这台1954年产的老铣床上做出来？

    二、工人平均技能水平——全厂八级工不到百分之三，你让六级以下工人怎么装配精密接口？

    三、野战环境下可维护性——风雪里戴手套拆枪，泥水里更换零件，这不是演习，是活命！

    这不是反对创新，这是给幻想系上安全带。

    天快亮时，敲门声响起。

    苏晚晴站在门口，披着深蓝色呢子大衣，发梢沾着霜。

    她一句话没说，接过我手中写了一半的稿子，坐到桌边就开始整理。

    她的字迹清瘦有力，像刀刻进纸里。

    她把三百余条实测数据一条条归类：热处理变形率、手工铰孔误差分布、不同班组装配一致性对比……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某位工人熬过的夜、烫伤的手、报废的零件。

    我们谁都没提“成功”两个字。

    但我们都知道，这张网，已经撒出去了。

    第五日清晨，会议厅外雾气未散。

    我抱着一叠装订好的建议书副本，趁着工作人员布置茶水的空档，轻轻塞进每位专家座位下的文件袋里。

    动作很轻，像是埋下一颗颗静默的雷。

    会议开始前五分钟，一位白发苍苍的总师翻了几页，猛地抬头，眼神锐利如刀。

    他迅速与邻座几位老工程师交换目光，低声说了句什么。

    有人皱眉，有人沉思，有人悄悄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对照数据。

    主持人刚宣布进入下一议程，突然改口：“临时增加一项讨论——是否重新定义预研项目的可行性标准？”

    空气瞬间凝固。

    就在这时，后排传来一声不大的声音，却清晰得如同铁锤落砧：

    “我代表红星厂设备科……支持林代表的提议。”

    我坐在前排，没有回头。

    只是低下头，右手拇指轻轻摩挲着左袖口那道陈年烫伤的疤痕——那是我在废料组第一次用自制电焊修补夹具时留下的。

    十年前，没人看得见这道疤；今天，它记得所有从泥里爬出来的路。

    而此刻，会议室顶灯忽明忽暗地闪了一下。

    像是某种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