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这晨光：“第一节：什么叫‘刚刚好’？”
我站在桌边，看着那歪歪扭扭却清晰可辨的铅字，心里头第一次觉得，这手摇机器转出的不是纸，是命。
“能看懂？”我问。
小郭猛点头，眼眶都红了：“我师傅昨晚听了你讲‘行程补偿’，回去试了新调法，一早上就省了三块料！他说……说以前是凭手感蒙，现在是知道为啥要这么调。”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也紧张。
昨夜伏案到两点，第七讲写完时，墨迹未干，赵红梅抱着那一摞被翻得卷边的数据进来，声音压得很低：“大刘班昨天试了你讲的法子，锻件合格率从68%提到92%。”
那一刻，我不是高兴，是后怕。
后怕的是——这么多年，多少人靠经验吃饭，多少工序因“差不多”报废？
而我们明明可以早十年、二十年，把“差一点”变成“准一点”。
但现在，稿子有了，数据有了，人也信了。
唯一拦着的，就是那道看不见的墙。
周文彬去告状了。
说我们“擅自编发非正规教材”，扰乱教学秩序。
印刷厂一听名字就摇头，连碰都不敢碰。
可知识要是等批准才传播，那还要人干什么？
所以今夜，我们自己印。
团委办公室锁了十年，门缝积灰，可里面那台手摇油印机还在。
小刘掀开桌布时，铜齿轮闪着暗光，像一头沉睡的老牛。
“抗美援朝时印战地快报用的。”他拍了拍机身，“后来当文物供着，谁敢动？”
我蹲下身，检查蜡纸张力，手指一寸寸抚过滚筒。
油墨干了，得重新调。
水多一分太稀，少一分太稠。
我用刮刀试了三次，终于调出那种浓淡适中的墨色——印出来黑而不糊，字迹清朗。
凌晨四点十七分，第一张成品出来了。
标题是《十讲实用机械学·第七讲：误差不是敌人，是信使》。
底下一行小字：红星机械厂内部技术交流资料（非正式出版）。
小郭盯着那行字，忽然抬头：“我能拿一份给我师傅看吗？”
我点头：“每人一份，不够再印。”
话音落下，小刘咧嘴笑了，老吴妈端着两碗热高粱糊糊进来，一边往门口扫视一边嘀咕：“组织科那帮人鼻子灵得很，昨晚就转了两圈。”
我们没停。
白天我去车间讲课，夜里回来接着印。
赵红梅带人整理案例，把工人反馈的问题一条条补进附录。
有人拿烟盒纸抄讲义，有人拿火柴棍比划夹具定位，还有人把公式刻在工具箱盖上。
第三夜，风特别大。
后巷铺了炉渣，大刘亲自带人一趟趟背来，铺得平平整整，车轮碾上去几乎没声。
油印机咔嗒咔嗒响着，像心跳。
二十多个人轮班，刻蜡纸的、刷墨的、折页的、装订的，麻绳搓成线，牛皮纸裁成册。
突然，老吴妈敲了三下扫帚柄。
我们都僵住。
脚步声由远及近，皮鞋踩在炉渣上，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我迅速吹灭煤油灯，屋里一片漆黑。
只听门外停顿了几秒，接着是轻轻的推门声。
一道手电光斜切进来。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可那人没进来。
光束扫过门口堆着的半成品，又缓缓移开，最终熄灭。
门关上了。
良久，赵红梅轻声说：“是郑科长。”
我松了口气，却没放松。
这种时候，越是开明的人，越危险。
他若真支持，早就站出来；若反对，也不会只看一眼就走。
直到凌晨两点，最后一本装订完成。
共三百二十七册，每本都用粗麻线穿好，封面压了钢板拓印的红星厂标。
我翻开一页，插图上画着两根火柴棒撑起一块铁片，旁边写着：“少一根，晃三天。”
这是大刘班的案例。
他们之前因为夹具缺一根定位销，连着三天返工，差点被通报批评。
按我讲的方法改完，当天合格率冲到九十五。
就在这时，门口又响。
这次没人敲扫帚，是直接推门进来的。
郑科长站在门口，大衣没脱，脸色看不出喜怒。
他目光扫过满屋狼藉——蜡纸堆、油墨瓶、散落的讲义，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