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罩上贴着“模拟负载”的纸条。

    “老周叔。”苏晚晴摘下眼镜擦了擦，“您看，传统所的流程要盖七个章，咱们的《十二字原则》工人能背得滚瓜烂熟；他们锁在文件柜里的图纸，咱们的《工况图谱》在漏雨的工棚里都能画。”她指了指第三桌，“这些土办法，能在戈壁滩修电台，能在盐湖边救机床——”

    老周副部长伸手摸了摸牛油温控箱，沾了一手油。

    他突然笑了：“好个‘趁手的锤子’。”

    筹建组的妥协来得比我想得快。

    宣布编制那天，我没去会议室，而是爬上了厂后的瞭望塔。

    风卷着山雀的叫声灌进领口，我把那面无字红旗系在旗杆上，慢慢拉绳子。

    红旗升到一半时，厂部的电报机“滴滴答答”响起来。

    小王举着电文跑过来，脸涨得通红：“广西、河南、新疆……三个协作点同时发电报！”

    我展开电文，三页纸的内容一模一样：“火种已接，一切如常。”

    山风掀起红旗的一角，我望着远处的协作网点分布图，那些红蓝图钉在阳光下闪着光。

    隔壁车间传来车床的嗡鸣，像极了当年废料堆里零件转动的声音——只不过现在，它们转得更稳、更亮了。

    “林总！”小王指着山下，“研究所的牌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