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问 “妻子生日” 时，弗拉基米尔顿了两秒 —— 档案里 “妻子” 是 1932 年 6 月 18 日，索尼娅是 1933 年 11 月 2 日。他说出伪造日期的瞬间，左边的特工就用笔敲了桌子：“太慢了！军情五处 的审讯专家会反复问这个问题，直到你混乱，下次要像说自己生日一样快。他们比 中情局 更擅长利用细节突破心理防线，别给他们留机会。”
之后的每次测试，他都刻意练习这个问题。七月的一次测试里，他几乎没停顿就说出了 6 月 18 日，可特工又追问：“你妻子喜欢什么花？” 档案里没写这个细节，他愣了一下，特工立刻说：“破绽！你连‘妻子’喜欢的花都不知道，怎么会是真夫妻？” 那天晚上，弗拉基米尔在宿舍里把档案里的 “妻子” 信息抄在纸上，背到凌晨 —— 他知道，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都是保命的关键。
培训宿舍只有 6 平米，墙上贴着伦敦地图，用红笔标注着大使馆、海德公园、大英博物馆等 “重点区域”，每个地点旁都写着注意事项：“海德公园每周三有左翼演讲，避开红色标语区域”“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是接头备选点，柱子后有隐蔽机位”。他从行李箱里翻出娜佳的布娃娃 —— 索尼娅在他来培训前连夜缝补的，衣角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针脚里还缠着几根娜佳的头发。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布娃娃放在枕头边，像抱着女儿一样入睡。
八月初，培训进入最后阶段。科瓦廖夫给了他一本棕色皮革封面的 “伦敦联络手册”，里面记录着三个潜伏特工的代号：“红雀”（负责传递北约军事部署情报）、“夜莺”（英国外交部低级文员，提供外交文件副本）、“狐狸”（黑市商人，负责提供武器和资金）。“‘红雀’是你第一个接头对象，每周三下午三点，在海德公园西北角的长椅上读《泰晤士报》。” 科瓦廖夫指着手册里的照片，“交换时只递报纸，别说多余的话 —— 上个月在巴黎，有个特工多问了一句‘天气好吗’，被法国情报部门的监听设备录了音。另外记住，到了伦敦，你看到的跟踪者都是军情五处 的人，中情局只会在幕后给他们递技术和情报，别搞错了对手。”
弗拉基米尔接过手册，忍不住问：“我的家人…… 什么时候能来伦敦？” 科瓦廖夫沉默了几秒，说：“等你在伦敦站稳脚跟，完成三次接头任务后，我们会把索尼娅同志和娜佳同志转移到安全屋。现在转移风险太高，军情五处会盯着所有从苏联来的家属，一旦发现你们的关系，不仅你会暴露，她们也会有危险。中情局 那边正等着抓咱们的把柄，不会放过任何漏洞。” 这句话让弗拉基米尔松了口气，又生出新的焦虑 —— 他不知道 “三次接头” 要多久，也不知道家人在莫斯科会不会遇到麻烦。
收拾行李那天，弗拉基米尔无意间摸到布娃娃的肚子，感觉里面有硬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缝线，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是索尼娅的字迹，用铅笔写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的：“娜佳的药我装了两盒，放在公文包内侧的夹层里，记得按时给她准备。爸爸的怀表我拆成了碎片，缝在娃娃的太阳绣纹里。”
纸条的边缘沾着一滴早已干涸的泪痕，弗拉基米尔的眼睛瞬间发热。他想起怀表里的密码 “734-1950-12-25”，想起父亲信里 “内鬼名单在 734 监听站” 的话，赶紧把纸条塞回娃娃里，用针线仔细缝好 —— 他知道，这是家人给他的 “钥匙”，也是他在伦敦唯一的牵挂。
8 月 15 日，弗拉基米尔准备出发去伦敦。科瓦廖夫在莫斯科机场 VIP 候机室递给她一本外交护照，内页的照片上，他留了短发，戴了一副无度数的圆框眼镜 ——“这是‘彼得罗夫’该有的样子，伦敦的文人都喜欢戴这种眼镜，不容易引人注意。” 临走前，科瓦廖夫又递来一份电报：“索尼娅同志和娜佳同志会在你抵达伦敦一周后，由线人护送前往伦敦安全屋，具体地址会在你和‘红雀’完成第一次接头后告知。记住，没收到地址前，绝对不能试图寻找她们，军情五处 肯定在监视大使馆的所有人员。”
飞机 10 点准时起飞，穿过云层时，弗拉基米尔看着窗外渐渐缩小的莫斯科，手里紧紧攥着那本《哈姆雷特》。公文包里的布娃娃硌着他的腿，像娜佳平时那样轻轻抓着他的膝盖。他想起四个月的培训时光：四月的礼仪课上磕磕绊绊的刀叉练习，六月的伪装课上反复琢磨的密写技巧，七月的心理测试里一次次被指出的破绽…… 这些曾经让他疲惫不堪的训练，如今都成了他即将踏入伦敦的 “铠甲”。
飞行途中，弗拉基米尔假装睡觉，用眼角的余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