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武帝更化改制,董氏儒术愚民工具
    “我明天一早给你两个伯父打电话。”父亲说道,“就订在西城宾馆吧,定个能摆几桌的大包间。”

    “我明天去办。”大哥问道,“要准备酒吗?”

    “酒不用准备。”齐珏对大哥说道,“我们车上带了齐家自酿的白酒,应该比市面上卖的酒好,放心吧。”

    “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明天见。”大哥起身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玉儿。”送走大哥后,我觉得该让齐珏改口了,于是说道,“以后别再叫伯父伯母了,该改口啦。”

    齐珏一听,脸颊瞬间红到了耳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这孩子,急什么?”母亲瞪了我一眼,转而对齐珏说道,“别听他的,等你习惯了再改口也不迟。”

    “不了,妈。”齐珏轻轻叫了一声,羞涩地低下了头。

    母亲脸上立刻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可这笑容仅仅维持了几秒钟,就被一种失落的情绪笼罩了。

    “妈。”齐珏察觉到了母亲的情绪变化,连忙说道,“您老放心,我和卫国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过一段时间,去京城跟我们一起住吧?”

    “这事以后再说吧。”不等母亲开口,父亲便接过了话茬,“我们没别的想法,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过得好。”

    “放心吧。”我点了点头,说道,“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玉儿,你陪咱妈说说话,我和爸聊点历史话题。”我心想,得趁这个机会请教一下眼前这位五十年代兰州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虽说他在中学教了一辈子书,但对历史的研究从未中断,许多观点就连专业的历史专家都未必能及。

    齐珏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对母亲说道:“妈,咱们去卧室聊吧,让他们父子俩好好说说话。”

    我在父亲身边坐下,说道:“我想请教您这位兰大历史系的高材生一些历史问题。”

    “好啊,你想问什么?”一提起历史,父亲脸上总会泛起喜悦与骄傲。我知道,这是他对历史深入骨髓的热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

    我递给父亲一支烟,说道:“半年前公司开了个研讨会,有几位史学专家提到汉武帝时期的更化改制,说正是这次改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繁荣的根基。所以我想听听,从历史研究者而非政治家的角度,该如何看待汉武帝的更化改制?”

    “这可是个大课题。”父亲眯起眼睛,沉思片刻后说道,“上大学时,我主修秦汉史,那会儿对汉武帝的更化改制评价很高,觉得正是这次改制打下了中国历史繁荣的基石。不过后来研究了秦以前的西周、春秋和战国历史,尤其是对诸子百家学说有了更深的理解后,我的看法改变了。”

    “也就是说,您起初是赞同的,现在却不认同了?”父亲有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他对待历史向来严谨负责,尤其是自己研究的课题,即便因种种原因没能将历史研究作为终生事业,我也知道他从未放弃对历史真相的探索。

    “不错。”父亲点了点头,说道,“如果把历史研究的范围限定在封建社会,这个结论或许站得住脚。但要是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汉武帝更化改制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动机,并非史学家评价的那样光彩夺目。”

    父亲的话让我心头一震。原本想从他的研究成果里验证齐家寻找月光之门的动机,分析这种动机形成的缘由,没料到他的结论竟出乎我的意料。

    “汉武帝更化改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董氏儒术成了统治工具。但在历史进程中,董氏儒术的这种工具性并非始终有效。在朝代更替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大多不是董氏儒术,而是春秋时期其他学派的思想,比如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可一旦夺取帝位、巩固政权后,新的当政者却无一例外,都把董氏儒术奉为统治思想的正源。这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

    父亲提到墨家和法家思想时,我怕打断他的思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插话。

    “然而,当新的封建统治者以董氏儒术为指导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后,一个惊人的事实便浮现出来 —— 这个政权会以极快的速度走向腐败,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紧接着便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旧政权被推翻后,新政权重建秩序,随后又迅速腐败,再被后来者取代。这种历史进程,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而言,带来的是统一与动荡的循环。从政权统治的时间来看,最长的不过两百八十多年,最短的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即便后世评价极高的大唐,在安史之乱后也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说明什么?说明构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出现如此频繁的朝代更迭。这种情况放眼世界历史,唯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这样的特色。”

    从父亲的话里,我能听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早已形成体系,于是追问道:“您认为,以董氏儒术为正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

    “可以这么说。”父亲答道,“任何一个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