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给几位老人倒了水：“三叔公，您说说看，啥事儿是法律管不了的？”
“就说上周，狗剩他媳妇不孝顺公婆，还偷着往娘家送粮食。按族规，该罚她跪在祠堂门口，让全村人看看！”三叔公提高了嗓门，“可你们说这是人身自由，不能罚。那以后谁还守规矩？”
“三叔公，”赵建国耐心解释，“孝顺父母是应该的，但孝顺不是靠罚跪逼出来的。”他从包里拿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您看，这里写着‘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这和咱们讲的孝道是一致的。但用罚跪的方式处理，就侵犯了人身权利，是违法的。”
他顿了顿，接着说：“至于偷送粮食，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她确实不该瞒着丈夫。但这是家庭内部矛盾，该由夫妻双方沟通，或者找村委会调解，而不是用族规处罚。真要是情节严重，比如转移大额财产，法律也有规定，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旁边的二爷爷插话说：“那要是有人犯了偷窃、赌博的事，族里能不能开祠堂公审？”
“不能。”赵建国明确地说，“偷窃是治安问题，赌博是违法行为，都该由公安机关处理。咱们村规民约可以提倡道德，但不能代替法律定罪处罚。就像以前有人犯了错，族里私设公堂打板子，那是犯法的，严重的还要负刑事责任。”
三叔公沉默了。他想起三十年前，族里有个年轻人偷了集体的牛，被绑在祠堂柱子上打了三天，最后落下终身残疾。当时只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听赵建国一说，后背竟有些发凉。
“赵同志，”他磕了磕烟杆，“那以后族里的事……”
“祠堂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啊。”赵建国笑了，“比如调解邻里纠纷，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这些和法律不冲突。咱们要的是‘老规矩’和‘新律法’相辅相成，不是让它们对着干。”
四、田埂上的调解书
律法普及会结束后，赵建国留下了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乡司法所的，一个是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村支书让人把号码抄在黑板上，就挂在村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没过几天，王满仓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领着侄子王强找到村支书，说要去镇上找司法所，把买拖拉机的钱要回来。
“叔，真能行？”王强搓着手，眼里带着怯意，“那卖家据说在邻县有关系。”
“试试呗，”王满仓拍着他的肩膀，手里攥着那本快被翻烂的小册子，“赵同志说了，有合同就不怕。再说了，咱们村现在有懂法的人了——李寡妇家那事儿，不就是个例子？”
他们说的“懂法人”，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陈梅。陈梅高中毕业，在普及会上听得最认真，还把赵建国讲的重点都记了下来。她主动提出陪王满仓叔侄俩去镇上。
到了司法所，接待他们的正是赵建国。看到王满仓手里的合同，赵建国眼睛一亮：“这合同写得规范，有双方签字，还有手印，没问题。”他当即给邻县的工商所打了电话，核实卖家的信息。
三天后，好消息传来：卖家在邻县被找到了，因为还欠着别人的钱，拖拉机被查封了。经过调解，卖家同意把钱退给王强，只是要扣除一部分违约金。
“扣就扣，”王强拿着退回来的钱，手都在抖，“能要回大半就谢天谢地了。以前总觉得这些部门是给有钱人办事的，没想到真能帮咱庄稼人。”
这事在村里传开后，找陈梅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刘翠趁着丈夫去外地打工，悄悄来找她，问离婚需要啥手续。陈梅把赵建国留下的《婚姻法》小册子给她，指着“家庭暴力是离婚的法定理由”那一条说：“翠姐，你要是想清楚了，我陪你去乡里。”
刘翠看着册子上的字，眼泪掉了下来：“我就想让孩子跟着我，不受他爹打骂。”
“法律会保护你和孩子的。”陈梅握住她的手，“孩子抚养权要看谁更适合抚养，他爸有暴力行为，法院会考虑的。”
没过多久，村里又出了件事：张老五和李寡妇因为宅基地边界又吵了起来，这次张老五没敢动土，而是找到村委会，说要按赵同志讲的“相邻关系”来解决。村支书请了陈梅当中间人，拿着两家的土地使用证，在田埂上量了又量，最后划了条线，双方都在调解书上签了字。
李寡妇看着那条线，抹了把眼泪：“这要是搁以前，少说也得打三场架，骂半个月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