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的沪市，骄阳把城东的土地晒得发烫，纺织厂新厂房的工地上却满是沸腾的人声。推土机碾过碎石发出沉闷的轰鸣，工人肩扛钢筋穿梭在尚未封顶的钢架间，远处砖窑的烟囱里飘出的青烟，在蓝天下拉出一道淡淡的灰线。王铭文站在工地中央的高台上，手里攥着卷得边角发皱的厂房图纸，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进衣领，却没工夫擦——他正俯身和工程师争论纺纱车间的布局，声音因为长时间喊话有些沙哑。
“不行，纺纱机的间距必须再留宽半米，不然工人操作时容易碰着，后期维修也不方便。”王铭文用铅笔在图纸上重重画了道横线，笔尖戳得纸面微微发颤。自去年从潜伏身份恢复，被新政府任命为沪市工业局副局长后，他几乎把家安在了工地上。从选址到设计，再到设备采购，每一个环节都亲自盯守，连食堂大师傅都知道，“王局长的饭盒里，总混着工地的尘土”。
工程师皱着眉点头：“您说得对，是我没考虑到实操问题。可现在最大的麻烦不是布局，是苏南五金厂的纺织机配件，已经推迟交货半个月了。刚才厂长又来电说，‘路上不安全’，要再等十天。”他把采购单递过去，纸上“配件延迟”四个字被圈了又圈，透着焦急。
王铭文接过采购单，指腹摩挲着上面的供应商名称——苏南五金厂，之前合作过两次，每次都按时交货，这次突然拖延，显然不对劲。他掏出衣袋里的旧怀表看了眼时间，表壳上的划痕是抗战时潜伏日军营地留下的，现在成了他唯一的随身纪念。“你先盯着工地，把车间的地基再加固一遍，我现在去苏南，亲自催货。”
当天下午，王铭文就登上了去苏南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去各地支援建设的工人，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刚拿出图纸想再琢磨琢磨，邻座一位穿蓝布衫的老汉就凑了过来：“同志，你这是去办工业的事？我儿子在五金厂上班，说最近厂里总来些‘生人’，连仓库都不让随便进了。”
王铭文心里一动，不动声色地问：“老汉，您知道那些‘生人’长什么样吗？”
“有个左脸带疤的，穿黑短褂，看着就凶。”老汉压低声音，“我儿子说，昨天还看见他们把一批机器零件往仓库后巷运，不知道要干啥。”
听到“左脸带疤”，王铭文的手指猛地攥紧了图纸——这和韩书言、韩淑静先后提到的可疑特务特征一模一样！看来五金厂不是“路上不安全”，是被特务控制了，故意拖延配件交货，想耽误沪市纺织厂投产。
傍晚时分，火车抵达苏南。王铭文直奔五金厂，厂长李福才正站在厂门口来回踱步，看到他下车，脸上立刻堆起僵硬的笑容：“王局长，您怎么亲自来了？这大热天的，多辛苦……”
“李厂长，别绕圈子了。”王铭文打断他，目光扫过厂区后院，“配件到底在不在厂里？我知道你有难处，但沪市几十万百姓等着冬天的棉衣，几百个工人等着开工吃饭，你要是藏着配件不发，就是耽误民生，耽误建设。”
李福才的脸色白了白，眼神躲躲闪闪：“真……真不在厂里，路上被劫了……”
王铭文没再跟他废话，径直走向仓库。走到后院时，果然看到角落里堆着几箱盖着帆布的东西，他快步走过去掀开一角——里面正是崭新的纺织机齿轮和传送带，箱体上还贴着张小小的黑色十字标记。他用眼角余光扫过（扫描眼仅快速激活一次）：“扫描到配件箱内藏有特务联络纸条，李福才办公桌抽屉有同款标记的指令信”。
“李厂长，”王铭文转身看向跟过来的李福才，声音冷了几分，“这些配件要是今晚装车，之前厂里欠的三万货款，我跟财政厅申请缓三个月还；要是你还嘴硬，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沪市公安局，让他们来查‘特务窝藏配件’的事——你自己选。”
李福才的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他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是……是张强逼我的！他说要是不藏着配件，就烧了我家房子……我这就安排人装车，今晚就发往沪市！”
王铭文看着工人连夜把配件搬上货车，直到货车的车灯消失在夜色里，才松了口气。他靠在厂门口的老槐树上，掏出怀表看了眼——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他想起抗战时潜伏在日军军火库，也是这样提着心吊着胆，只是那时为了抗日，现在为了百姓的好日子，一样的坚定，却多了份踏实。
三天后，沪市纺织厂的新厂房里，第一台纺织机终于转了起来。银色的棉纱从机头上源源不断地吐出，工人围着机器欢呼，有的甚至激动得抹眼泪。王铭文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韩书言带着警队队员来帮忙维持秩序，姐弟俩相视一笑，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安心。
“姐夫，你这趟真是立了大功，百姓冬天的棉衣有着落了。”韩书言递给他一瓶凉水。
王铭文接过水喝了一口，刚想说什么，突然瞥见人群外围有个熟悉的身影——左脸带疤，穿黑色短褂，正举着个东西对着厂房拍照。他心里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