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0日，在东北军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张学良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全部交涉要求，派蔡运升与苏方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暂时缓和了冲突。
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美好愿望，招致了战败的耻辱。
此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
一、他与唐枭的嫌隙修复，不再忌惮多疑；
二、他对南京政府的信任态度有所动摇，开始刻意保存东北军的战斗力，并在日后的军事上趋于保守态势，以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为重。
从这天开始，张学良几乎走到哪里，都喜欢带上唐枭。
唐司令也是无奈，只好把事情都交给赵木。
至此，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王以哲、刘多荃、何柱国以及卢广绩等一众元老派，开始暗里向唐枭靠拢。
此时的东北军虽说还没有形成少壮派势力，但一些激进抗日主张、与元老派对立的中高级年轻军官，也陆续向他示好，甚至暗示愿以其为首、听其号令。
唐枭深知派系之争对军队的破坏力。
昔日“士官派”与“陆大派”之间的对立，实则是中国军队现代化路径之争的缩影：一方主张全盘效仿日本，一方则强调本土化改革。
即便老帅多次试图调和，也未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唐枭太清楚张汉卿的为人，表面谦和、内里多疑，因此他对这些主动靠近的军官始终保持礼节，却绝不深交。
无论新老将领，一律同等相待，所有私下宴请，统统婉言谢绝。
面对种种或明或暗的投靠与表态，他总是肃容回应：
“我等吃的是张家饭，穿的是张家衣，自当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全力效忠少帅，共赴东北大局！”
这番话很快传到张学良耳中，令他倍感欣慰，从此对唐枭更为倚重，再无猜疑。
1930年1月4日，辽宁省政府主席翟文选因病辞职，由臧式毅代理主席职务。
消息传到哈尔滨，翟文选已经去了奉天通志馆，悠闲地纂修奉天通志去了。
唐枭给老婆打电话，问用不用自己找找少帅。
鹤顶红说：算了，大哥对这尔虞我诈的官场实是不喜，他够了，就让他歇歇吧！
193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才三月初，唐府小洋楼灰砖墙上的爬墙虎，便怯生生地探出了点点嫩绿。
哈尔滨中央大街，俄式建筑的穹顶镀着清冷的晨光。
1927年10月开通的俗称‘摩电’的有轨电车，沿着锃亮的铁轨叮当驶过，车铃在料峭春寒里格外清脆。
马迭尔宾馆临街的玻璃窗内，犹太银行家与山东粮商的高脚杯轻轻相碰。
窗外飘来的，是俄侨手风琴如泣如诉的《伏尔加船夫曲》。
吉林东部警备司令和警察局虽说不对付，可唐司令也好，盛局长也罢，两个人在惩治宵小方面毫不留情！
哈尔滨大大小小的帮会，几乎绝迹！
街头巷尾，只余下商铺招幌在风中轻摆的声响。
这座“东方巴黎”的从容气度，早已盖过了中东铁路那声嘶力竭的汽笛。
响马哨的晨雾尚未散尽，整齐的操练号子穿透薄纱般的雾气，回荡在青砖城墙内外。
墙外，是唐枭苦心经营出的阡陌纵横，沃野平畴；
墙内，钱庄当铺的算盘珠噼啪作响，与蒙学堂稚嫩的《论语》诵读声交织成一片安稳的市井乐章。
满载货物的马车沿着平坦官道辘辘驶向省城。
松花江码头上，每日两趟的小火轮准时喷吐着浓烟，将关东的豆麦山珍送往远方。
一切秩序井然，生机勃勃。
官道沿途的岗楼里，执勤的骑兵枪管上，甚至随意插着几枝新摘的、带着露水的野梨花苞。
昔日令行旅闻风丧胆的什么‘草上飞’、‘三江好’之流悍匪胡子，要么成了深宅大院里的护院教头，要么早已化作荒冢间无人问津的白骨。
从宁古塔到珲春，官仓里新收的黄豆堆叠成耀眼的金色山丘。
就连日本领事馆那份秘密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懊丧地记录：吉东匪患绝迹，如雪后荒原。
关内的硝烟与枪炮声，仿佛被巍峨的长白山隔在了另一个世界。
这片黑黝黝的土地上，只有深耕的铁犁划开冻土，饱满的麦浪在风中低语，一个庞大的东北粮仓，正在唐枭治下的岁月静好中悄然孕育成形。
报纸上很热闹，南方打仗的新闻，铺天盖地。
时值三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方合作反蒋，阎锡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司令。
起因是去年北伐结束后，蒋中正虽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实际权力分散。
冯玉祥等地方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