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江南并未沉浸在这份荣光中。他清晰地看到，工作室越是接近行业生态的核心，所触及的规则壁垒就越是根深蒂固。王栋时代的旧规则虽已显颓势，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那些盘根错节的行业协会评审机制、资源分配潜规则、以及基于资历而非能力的等级体系——依然存在，并顽强地抵抗着新生力量的渗透。
一个具体的冲突，爆发在“元创系统”试图进入一个由国家文化基金重点扶持的“传统工艺数字活化库”项目时。该项目旨在利用数字技术对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记录、存档和创新性转化，与“元创系统”的技术路径高度契合。然而，在最终的技术服务商评审中，一家与多个传统行业协会关系深厚、技术方案却明显落后的老牌国企意外中标。
评审会后流出的内部消息显示，有评审专家坚持认为，“元创系统”这样的新生事物“缺乏历史积淀”，“在对传统工艺精神内核的理解上可能不够‘敬畏’和‘稳妥’”，而中标方则因其“悠久的行业服务历史”和“可靠的背景”而受到青睐。
“看，这就是那堵墙。”苏念将情况汇报给江南时，语气中带着无奈，“他们不在乎谁的技术更好，谁能真正把事情做好，他们在乎的是谁更符合他们那套基于资历和人脉的‘安全’逻辑。我们打破了王栋，但还没打破这套逻辑。”
几乎同时，在另一个领域，由张冰怡主导推进的、旨在建立更公平透明的青年创作者扶持机制的“星光计划”，也在某个官方背景的创投平台上遭遇了类似困境。平台方更倾向于将资源倾斜给那些由“业内大佬”背书或出身传统名门院校的项目，而对“星光计划”推荐的、来自更广阔背景的草根天才则兴趣寥寥。
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江南工作室可以凭借实力在市场上所向披靡，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掌声，却依然难以撼动国内某些领域固化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如同透明的玻璃天花板，限制着真正创新的涌流。
江南意识到，单纯的商业成功和技术领先，已不足以彻底改变游戏规则。他需要一场更具颠覆性的“破壁”行动。
机会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行业技术标准。一个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联合多家部委共同推动的“数字内容智能生产与评估技术标准”制定工作组成立，旨在为未来文化产业的技术应用建立国家标准框架。工作组邀请了学术界、产业界的众多专家，江南工作室也赫然在列。
与之前被动适应规则不同，江南决定主动参与这场规则的顶层设计。他亲自挂帅，组建了一个由工作室顶尖技术专家、数据科学家以及熟悉政策法规的顾问组成的精干团队，全力投入到标准制定的工作中。
工作组内部，观点分歧巨大。以几位来自传统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为代表的一方，倾向于制定一套严格、保守、侧重于“安全”和“可控”的标准体系，强调对AI生成内容的严格限制和人工审核的绝对权威。而以江南为代表的一方，则主张建立一套开放、动态、鼓励创新与技术迭代的“赋能型”标准，强调利用技术手段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合规与评估。
会议上的争论异常激烈。老派专家们引经据典，强调“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意识形态风险”；江南团队则用大量的数据、算法模型和国内外案例，论证技术在提升内容品质、促进创新多样性方面的巨大潜力。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风险，就扼杀未来。”在一次关键争论中，江南掷地有声，“技术的本质是工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和使用它。一套好的标准，应该像交通规则，保障安全通行的同时，促进更高效、更多元的流通，而不是简单地设置路障。”
他的观点，得到了工作组中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和具有互联网背景的产业代表的暗中支持。江南并未试图完全否定旧体系，而是巧妙地提出了“兼容与演进”的路径——新标准应能兼容现有技术生态，同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突破预留空间，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经过数月的拉锯、妥协与博弈，最终形成的标准框架草案，虽然仍是各方平衡的产物，但清晰地烙上了江南所倡导的“技术驱动、动态智能、开放赋能”的印记。尤其重要的是，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内容创新价值评估模型”的探索方向，这为打破单纯依赖“专家经验”和“资历背景”的旧评审体系，埋下了一颗关键的种子。
标准草案公示征求意见时，在业内引发了巨大反响。保守派感到了危机，而众多新兴内容公司和独立创作者则看到了希望。江南工作室，第一次不再是被规则约束的对象，而是成为了新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