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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西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那间熟悉的会议室，墙上的关中平原区域地图已经被人更新。代表咸阳秦都区双照镇的第四个红圈，如同一个刚刚被烙下的、鲜血淋漓的印记，刺目地钉在了地图的西侧。老秦站在地图前，手里攥着一支红色墨水笔，久久凝视着那四个分散在不同区县，却又隐隐存在着某种关联的红点。
他抬起手，笔尖缓缓移动，将四个地点依次连接起来。红色的线条在地图上蜿蜒，穿区跨县，最终形成了一个以西安和咸阳几个主要的老旧农机站、大型修渠工地为隐约中轴的、不规则的分布带。他的笔尖尤其在一个点上重重地顿住，反复圈点——雷家寨村农机服务点。这个不起眼的小点，恰好位于这个新兴分布带的地理中心位置，如同一个沉默的轴心。
“他不是在流窜，他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在挑衅。”老秦的声音因为连续熬夜和过度吸烟而异常沙哑，却带着一种冰冷的、几乎凝为实质的愤怒。他的手指关节敲打着地图，发出沉闷的“笃笃”声，仿佛在叩问着真相的大门，“睁大眼睛看清楚！尚北村东灌渠，旁边是废弃砖窑，但也紧邻着当年的修渠指挥部旧址；太平村北砖窑，距离村农机维修点不到五百米；雁塔区电子城西废弃麦场，旁边就有一个小型农机配件仓库；现在，咸阳双照镇，现场直接就在废弃农机站旁边！哪一个案发地点，附近找不到农机站或者修渠工地？！”
他猛地转过身，目光扫过会议室里每一张疲惫而专注的脸：“凶手，对我们的排查思路和侦查方向，非常熟悉！他是在刻意利用自己的职业特性和活动规律，来制造迷雾，干扰我们的判断！农机工，或者修渠工，只有这类需要跟随工程、跨区流动作业的人，才能如此自然地出现在不同区县的不同地点，而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过度怀疑！这是他最好的保护色！”
小苏立刻抱过那足有半尺厚的排查记录本，纤细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人名和信息间快速划过，纸张哗哗作响。最终，她的指尖停在了一页记录相对详尽的个人信息上。“雷家寨村的王德山，”她的声音清晰而稳定，“登记的职业是修渠工，隶属县水利局下属的临时工程队。但是，根据我们多次走访村民得到的信息，农忙时节，他经常在雷家寨及周边几个村的农机站打零工，帮忙维修拖拉机、抽水机、脱粒机一类农业机械，赚取外快。他完全符合我们刚刚划定的‘深度接触机械、具备跨区活动能力和合理性’这个核心特征。”
“王德山……”老秦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眉头紧紧锁成一个川字，似乎在记忆中竭力搜寻着关于这个人的所有碎片。
旁边，一个负责户籍和信息核查的年轻警员抬起头，扶了扶眼镜，补充道：“秦队，关于这个王德山，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我们上次按照名单对他进行例行排查时，他声称咸阳案发那几天，他人在西安城东的‘兴隆’建筑工地做零工。但我们后续核实，那个工地的工头明确表示，王德山在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去上过工，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那几天究竟在哪里。此外，他的户籍档案存在明显问题。他的户口是1990年才迁入雷家寨村的，属于‘投靠亲友’性质。而1990年之前的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查不到他任何迁移来源地、前户籍地以及更早的社会关系。这个人，就好像是……是1990年突然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查！”老秦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无比，如同猎鹰终于在高空中锁定了地面草丛中细微的动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集中力量，把他1990年之前的所有社会轨迹、可能的活动区域、接触过的人，给我挖地三尺、翻个底朝天地查！我不管他是什么来路，我一定要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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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雷家寨村农机站的院子，被午后难得温暖的秋阳晒得暖烘烘，甚至有些燥热。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柴油、机油和金属摩擦产生的焦糊气味。几个穿着沾满油污工装的工人，正大声吆喝着，围着一台突突作响、不断喷吐着黑色尾烟的手扶拖拉机进行检修，扳手、钳子等工具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嘈杂声响。
刘桂兰挎着一个盖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的竹篮，低着头，假装步履匆匆地路过农机站敞开的大门口。竹篮里，是她精心为在镇上读初中的儿子准备的这个星期的干粮和一罐自家腌制的咸菜。然而此刻，她的全部心神、所有的感官，都不受控制地被院子角落里那个蹲着的、沉默的身影牢牢吸引。她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快得几乎要挣脱束缚跳出来。
王德山背对着院门的方向，像一尊凝固的雕像般蹲在地上，正埋头修理一段乌黑油腻的农机链条。他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白、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和款式的旧帽子，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孔。手上，戴着一双同样沾满斑驳油污的厚帆布手套。他左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抓着那根沉重的链条，右手握着一把大号扳手，手臂和肩膀的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