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把热馒头塞给我，自己啃凉窝头；冬天我的手冻裂了，母亲就把我的手揣进她的怀里暖着；我被别的孩子欺负了，母亲会带着我去找对方家长理论，说“我儿子没做错，不能随便欺负”。可自从母亲三年前走了，就再也没人护着我了。那些人看我的眼神，不是嫌弃就是鄙夷，说我脏、说我穷、说我是劳改犯，连个正眼都不肯给我。
眼泪没掉多久，我就狠狠抹掉，对着照片低吼：“是那些女人看不起我，她们嫌我脏、嫌我穷，还拿眼神戳我心窝子，我没错！是她们活该！”我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恍惚间，我竟觉得照片里母亲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说“儿子，快跑，别被抓住”。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住，像疯长的野草，填满了我的脑子。我攥着照片，指腹摩挲着母亲的笑脸，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逃出去，一定要逃出去，不能让母亲失望。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塞回相框后面，又把相框放回床头。然后走到杂物间，推开堆在门口的旧家具，露出藏在里面的红色摩的。摩的上盖着块破帆布，上面落满了灰尘。我掀开帆布，用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擦拭车身。从车把到车轮，从坐垫到后备箱，连车座下面的缝隙都没放过——那里说不定还沾着之前作案时的痕迹。我擦得格外仔细，擦完一遍又擦一遍，直到车身重新露出红色的漆光，才停下来。
擦完摩的，我又找了块黑色的旧布，把摩的从头到脚盖严实，只露出车把方便抓握。这样一来，从外面看，只会觉得是堆在杂物间的旧东西，不会引起注意。做完这一切，我蹲在摩的旁边喘气，额头上全是汗，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紧张的。
窗外的天慢慢黑透，屋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摩的旁边，眼睛盯着巷口的方向，身体止不住地发抖。我计划在凌晨出发——那个时候，天最黑，路上没人，警察肯定也都睡了，是最安全的时候。我摸了摸怀里的过期饼干，又看了看桌上的地图，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
为了保持清醒，我又点了根烟。烟味弥漫在屋里，呛得我咳嗽了几声。我想起以前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工友们还会一起抽烟聊天，现在却只剩下我一个人，躲在这破屋里，等着逃出去的机会。我掐灭烟蒂，又擦了擦摩的的车把，好像这样就能让心里的慌意少一点。
而此刻，巷口五百米外的一辆白色面包车里，气氛同样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秦风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叠监控记录，眉头皱得很紧，指尖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秦队，张礼已经四天没出门了，窗户一直关着，连之前习惯留的通风缝都没开。”便衣警察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带着压低的谨慎，“我们按您的要求，撤了小卖部里两个蹲守的人，现在只留了一个同志扮成店员；环卫工人也换成了下午巡逻，避开了他之前可能出门的时间段，可他好像还是没放松警惕，连院子都没出过。”
坐在后排的年轻警员忍不住探过身，小声问：“秦队，现在证据链都齐了吧？厂区后巷的指纹、死者指甲缝里的手套纤维、还有超市的购买记录，都能对上张礼。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抓他啊？再等下去，万一他从别的地方逃了，或者在屋里销毁证据，那就麻烦了。”
秦风转过头，目光扫过年轻警员焦急的脸，又看向车窗外安静的巷口，声音沉稳得像块石头：“不能急，我们得等最佳时机。第一，我们现在不确定他屋里有没有藏凶器——之前的刀他扔了，但谁知道他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强行破门，他要是狗急跳墙反抗，不仅我们的人可能受伤，还会惊动周围的邻居，万一伤了老百姓，后果更严重。”
他顿了顿，手指在监控记录上点了点，继续说：“第二，张礼现在的状态很警惕，连门都不敢出，说明他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我们要是现在动手，打草惊蛇，他要是趁乱钻了巷子的死角——你也知道，老城区的巷子跟迷宫似的，岔路多，拐角也多，他要是跑进去，我们再抓就难了。而且他对这一带熟，我们的人未必有他快。”
“第三，”秦风的声音又沉了几分，“他现在被我们监控着，跑不出这个范围。等他自己出门，到了开阔地带再抓，既能保证我们和老百姓的安全，也能避免他在屋里销毁最后可能残留的证据。你想，他要是在屋里烧了地图，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虽然有现有证据，但多一份证据，案子就更稳妥一分。”
年轻警员听着，慢慢点了点头，脸上的焦急少了些，多了几分理解。秦风拿起对讲机，对着里面补充道：“通知各路口设卡的同志，都换成货车司机、夜巡保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