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好后，我把她按在破沙发上。她还在哭，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蹭在我的夹克上，冰凉的。我没理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谁让你看不起我，谁让你嫌我穷。你不是觉得我买不起衣服吗？现在还不是要听我的。
施暴的时候，她一直在发抖，嘴里“呜呜”地求饶，可我没停。我想起她当时那副看不起人的样子，想起自己每次路过服装店，都只能在外面看一眼，想起口袋里永远不够花的钱，心里的火就烧得更旺。
完事后，我怕她没死透，万一醒过来报警，那就全完了。我又从口袋里掏出胶带，缠住她的口鼻，一层又一层，直到她的呼吸越来越弱，最后彻底不动了。我摸了摸她的颈动脉，没动静了，才松开手。
接下来是清理现场。我把她的尸体抱起来，塞进那个掉漆的衣柜里——衣柜里全是发霉的旧衣服，一股霉味混着灰尘味，呛得我咳嗽。我把尸体塞进去，尽量往里面推，然后关上柜门，找了根铁丝，把柜门的把手拴紧——这样就算有人进来，也不会轻易发现里面的尸体。
然后我捡起地上的购物袋，里面的薯片撒了一地，我没管，只把袋子拿走——怕上面有我的指纹，虽然我缠了胶带，但还是小心点好。走到巷口，看到绿色的垃圾桶，就把袋子扔了进去，心里想：凌晨四点会有人来清运，到时候垃圾运走，就什么都没了。
我回到杂物间，用里面的灰色抹布擦了擦衣柜门，还有我可能碰过的沙发扶手、纸箱边角。抹布上全是灰尘，擦完后我又把它扔回原来的地方，放在破沙发的角落里，看起来和没动过一样。
我蹲在地上，借着门缝的光，仔细检查了一遍地面——没有血迹，没有胶带碎片，没有我来过的痕迹。确认无误后，才悄悄走出杂物间，轻轻关上门，尽量不发出声音。
23点整，我骑着摩的离开。这次走的全是老城区的小胡同，这些路我熟，是以前在建筑工地打工时摸透的——哪条胡同有监控，哪条没有，哪户人家晚上不关门，我都知道。路上没碰到一个人，只有几只野猫从垃圾桶里窜出来，吓得我赶紧加快车速，摩的的发动机在安静的夜里发出“突突”的声音，格外刺耳。
回到平房后，我把灰色夹克、鸭舌帽、剩余的胶带卷都扔进煤炉里。火苗“腾”地一下窜高，布料烧着的味道混着胶带的塑料味，呛得我咳嗽，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用铁铲把灰烬铲出来，倒在屋后的菜地里——菜地里种着几棵白菜，我用土把灰烬埋好，还浇了点水，觉得这样就能把痕迹盖得严严实实。
然后我把刀拿出来，倒进刚烧开的热水，反复烫了几遍——我听工地上的老周说过，开水能杀死细菌，这样就不会留下血迹或者指纹。烫完后，用旧布擦干，刀刃上的水渍反光，我又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痕迹，才用布包好，塞回床底的木箱，锁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锁。
做完这一切，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屋顶，脑子里全是陈婷的脸——她哭着求我饶命的样子，她指甲抠我手臂时的疼，还有她被塞进衣柜时的安静，一遍一遍地转，像放电影一样。
半夜，我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站在那个杂物间里，衣柜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陈婷从里面爬出来，脸上缠着胶带，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流着血，一步步向我走来，嘴里还喊着我的名字：“张礼，你别走！你把我放出来！”我吓得一下子坐起来，浑身是汗，心脏“咚咚”地跳，赶紧摸出床底的刀，握在手里，直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窗外泛起鱼肚白，我还握着刀，手心全是汗。我开始有点慌——警察会不会已经在找我了？他们会不会发现河堤的手套碎片，会不会找到巷口的垃圾桶，会不会问超市老板买胶带的人？可转念一想，我藏得这么好，摩的没被看到，脸也没被认出来，他们找不到我的。
我决定，下次再找目标，一定要找个更偏的地方，比如郊区的废弃工厂，那里没人去，就算出事了，也不会很快被发现。而且要换身衣服，不能再穿夹克了，换件深色的卫衣，帽子戴在头上，更不容易被认出来。
25日上午9点，杂物间的主人——住在巷尾的刘老头，来拿他的旧躺椅。他走到杂物间门口，发现门没锁，推开门进去，看到衣柜门被铁丝拴着，觉得奇怪——他记得自己上次来，衣柜门没拴。他解开铁丝，拉开柜门，一股霉味混着血腥味飘出来，他低头一看，吓得“啊”的一声叫出来，手里的拐杖掉在地上，转身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死人了！杂物间死人了！”
住在附近的王婶听到喊声，跑出来问怎么了，刘老头指着杂物间，话都说不完整：“里、里面……衣柜里……有个女的……”王婶赶紧拿出手机，打了110。
秦风团队很快就到了。警车停在巷口，红色的警灯闪着，吸引了不少邻居围观。秦风穿着黑色警服，皱着眉，让辅警把围观的人拦在外面，不让靠近杂物间。李佳戴着口罩和手套，蹲在衣柜前，仔细检查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