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老周又拆开编号“02”的信封，拿出那本泛黄的记账本。法庭工作人员立刻将账本展开，放在老式投影灯下——那是县法院唯一一台投影设备，灯泡有些老化，投射在白色幕布上的字迹却很清晰。“这本账本共28页，均为被告人李存根手写。其中，1981年12月3日记录‘冬/15/刘’，对应被害人刘老根（1981年12月失踪，随身携带15元现金）；1982年7月15日记录‘夏/30/孙’，对应被害人孙老六（1982年7月失踪，随身携带30元现金及一块旧手表）；1982年12月8日记录‘冬/20/赵’，对应被害人赵老四（1982年12月失踪，随身携带20元现金）；1983年10月5日记录‘秋/100/王’，对应被害人王建军（1983年10月5日失踪，随身携带100元现金，准备为妻子治病）；1983年10月12日记录‘秋/80/张’，对应被害人张大山（1983年10月12日失踪，随身携带80元现金，准备给母亲买药）；1983年10月28日记录‘秋/50/李’，对应被害人李铁蛋（1983年10月28日失踪，随身携带50元现金）。”
老周顿了顿，指着幕布上的字迹：“经省公安厅笔迹鉴定专家鉴定，账本上的字迹与被告人李存根在看守所所写供述的字迹，在笔画走向、连笔习惯、错别字特征（如‘秋’字少写一撇）上完全一致，可确认该账本为李存根所写，记录内容为其作案后对被害人信息及劫取财物的汇总。”
投影灯的光映在李存根的脸上，他依旧低着头，手指却无意识地抠着椅子扶手，指甲缝里嵌进了木屑。
最让人揪心的是播放李存根的供述录音。书记员按下老式录音机的播放键，机器发出“滋滋”的电流声，随后传出李存根麻木又沙哑的声音：“杀刘老根是因为他跟村里人说我‘没本事，只会骗吃骗喝’，我听着不舒服……孙老六有块手表，我早就想要了，他不肯给我，还说我‘一辈子也买不起’……传北洼闹鬼是我故意说的，这样没人敢去那里，我埋尸体就方便……赵老四跟我借过5块钱，催了我好几次，我不想还，就把他骗到麦田里……王建军的媳妇生病了，他揣着100块钱准备去县城买药，我看着眼馋……张大山的母亲老跟我要账，我烦得很……李铁蛋发现我埋尸体，我只能杀了他灭口……”
录音还没播放完，刘桂花突然捂住嘴，压抑的呜咽声变成了放声大哭：“王建军！你听到了吗！他就是为了你的钱！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就为了给我治病，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啊！”她的哭声撕心裂肺，整个法庭都被悲伤笼罩着。张大山的媳妇抱着丈夫的旧棉袄，肩膀抖得像筛糠，眼泪滴在棉袄的针脚里，晕开一小片深色。
轮到赵玉兰出庭作证时，她穿着看守所的灰布囚服，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露出的额头有些淤青。她走进法庭时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走到证人席前，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尖泛白。
“赵玉兰，你如实陈述，你是否参与了李存根处理被害人尸体的行为？”老陈的声音放缓了些，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和。
赵玉兰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没出声，眼泪先掉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抬起头，撸起左边的袖子——手臂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已经变成了银白色的印记，有的还带着淡淡的青紫色，像是刚愈合不久。“是……是他逼我的，”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抽气，“第一次是埋刘老根，他把尸体装进编织袋，让我帮他抬到窑洞里。我不肯，他就一脚把我踹在地上，用脚踩我的手，说‘你要是不抬，我就把你也塞进去，跟他一起埋了’。我吓得浑身发抖，只能跟着他抬……后来他又杀了孙老六，让我帮他挖坑，我要是慢一点，他就用鞭子抽我……”
她顿了顿，眼泪掉得更凶了：“去年春天，我偷偷跑回娘家躲了三天，想报警，结果他带着锄头找到我娘家，说要是我敢报警，就把我侄子从县高中拉回来，打断他的腿。我侄子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我不能让他出事……我只能跟他回来，继续帮他做事……”
法庭工作人员立刻展示了赵玉兰的验伤证明和带血棉袄的照片——那是1982年春天，赵玉兰被李存根殴打后，娘家嫂子带她去乡卫生院开的证明，上面写着“左臂软组织挫伤，背部、腿部多处淤青，符合外力击打所致”，还有医生的签名和卫生院的红色公章；棉袄是赵玉兰的，后背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血迹，边缘已经发黑，是她帮李存根埋尸体时，被尸体上的血蹭到的。这些证据与赵玉兰的证词相互印证，没有任何矛盾。
辩方律师的辩护显得格外苍白。他站起身，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李存根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双亡，独自一人生活，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因自卑心理导致情绪失控，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且被害人在案发前，均系自愿跟随被告人前往偏僻地点，自身存在一定的防范疏忽，请求法庭考虑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