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话让卷宗的审查陷入了僵局。沈河立刻去找老周，把账本和李存根之前写的供述一起送到技术室。老周戴上老花镜，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账本纸张的纤维：“这是‘红星牌’信纸，跟村里供销社卖的一样，我之前去李存根家取证时，见过他抽屉里放着一叠同款信纸。”

    为了确认，老周又让小刘去李存根家取了几张未使用的信纸，放在显微镜下对比。“你看，”老周指着显微镜下的纤维结构，“账本纸张和李存根家的信纸，纤维的粗细、排列方式完全一致，连纸张里的微小杂质都一样，说明是同一批次的产品。”

    接着，老周又用指纹粉轻轻撒在账本的边缘，用软毛刷小心刷开，很快显现出几枚清晰的指纹。他把指纹样本和李存根的指纹档案放在一起比对，连指节处一个因常年握锄头留下的小疤痕印记都完全吻合：“这枚拇指指纹，和李存根的拇指指纹特征点完全一致，肯定是他留下的。”

    除此之外，老周还对比了账本上的字迹和李存根供述上的字迹：“你看‘王建军’的‘王’字，最后一横都习惯向左撇；‘50块’的‘5’字，竖笔都带个小弯钩，这是个人特有的书写习惯，别人模仿不来。”

    这些证据被一一整理成报告，放进卷宗。与此同时，老陈和小吴骑着自行车，跑了三个村，找了七个证人复核情况。每一份笔录都手写得工工整整，没有一处涂改，每页末尾都有证人的签名和按的红手印，连标点符号都仔细核对过。遇到证人年纪大、不会写字的，就由小吴念一遍笔录内容，证人确认无误后，按上鲜红的指印，再由村干部在旁边签字作证。

    所有的物证，从带血的铁锤到账本，都用牛皮纸信封仔细封装，信封的封口处盖着县局的骑缝章，上面用毛笔写着“物证：铁锤一把，附血迹鉴定报告”“物证：账本一本，附指纹比对结果”，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生怕出现半点差错——这是1980年代司法程序的严谨，没有电子记录，没有扫描件，全靠纸笔和印章，却容不得丝毫马虎。

    半个月后，检察院的起诉决定终于下来了。老陈把起诉书副本送到沈河手里，纸张还带着油墨的清香。上面明确写着：“被告人李存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杀害六人，劫取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被告人赵玉兰在他人胁迫下参与犯罪，系胁从犯，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沈河拿着起诉书，反复看了几遍，心里却没觉得轻松。他想起村里还有两个人没找到——前年秋天失踪的张木匠，擅长做木家具，当时说要去邻县找活，从此没了消息；去年春天失踪的王二婶，丈夫早逝，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去县城找保姆的活，之后就杳无音信。两人的家属都报了失踪，却一直没找到线索。

    这天下午，沈河又去了北洼麦田。冬天的麦田光秃秃的，只剩下枯黄的麦茬，风刮过麦茬，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未被发现的秘密。他沿着之前挖掘过的地方慢慢走，目光扫过每一个可能藏着遗骸的角落——旧窑址旁边还有一个废弃的土坑，里面堆着些碎石头；河边芦苇丛的深处，有一片土地比周围的更松软，像是被人翻动过。

    “庭审前，得再找一次。”沈河蹲下身，用手摸了摸松软的土地，指尖沾了些湿润的泥土。他心里暗暗决定，不管能不能找到张木匠和王二婶的遗骸，都要再排查一次，不能让卷宗里留下褶皱，更不能让那些消失的人，永远没人记得他们来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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