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26日，铜城的午后阳光像熔化的铅块，沉甸甸地压在铅锌厂的红砖家属楼上。墙面上经年累月的雨水痕迹被晒得发白，砖缝里钻出的野草蔫头耷脑，连空气都带着股灼热的铁锈味——那是厂区炼钢炉飘来的味道，也是这座西北工业小城最鲜明的底色。
林晓燕踩着新买的白球鞋上楼时，鞋带在脚踝处打了个规整的蝴蝶结。鞋帮雪白，鞋底还沾着商店货架上的细绒毛，是她昨天刚从百货大楼买回来的“上海牌”，花了整整半个月的工资。“晓燕，下班啦？”楼下乘凉的张婶摇着蒲扇喊她，手里还织着半截宝蓝色的毛衣，“这鞋真好看，配你那身工装正合适。”
林晓燕笑着回头，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轻扬，露出光洁的额头。她胸前的工作证晃了晃，塑料封皮上“电工班”三个字格外清晰：“张婶您织毛衣呢？这颜色真显白。”说话间已经踏上二楼台阶，木质楼梯被踩得“吱呀”响，她的声音裹着年轻女孩特有的清脆，消失在楼道拐角：“我先回家做饭啦！”
那时谁也没料到，这会是林晓燕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下午六点零三分，林建军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赶到妹妹家楼下。车筐里装着刚从菜市场买的青椒和西红柿，是晓燕早上打电话让他带的——她说今晚想做西红柿炒蛋，这是兄妹俩小时候最常吃的菜。他锁车时还跟张婶打趣：“晓燕今天买了新鞋，待会儿让她下来给您瞧瞧。”可当他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时，所有的笑意瞬间凝固在脸上。
收音机被调到最大音量，里面正放着秦腔《三滴血》的选段，尖锐的唱腔刺破空气，盖过了屋里可能存在的任何声响。客厅的藤椅翻倒在地，藤条断了两根，缝纫机上摊着半块浅蓝色的布料，剪刀还别在布角，显然是林晓燕遇害时正在做的活计。更刺眼的是地面上那道暗红的血迹，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里屋，像一条狰狞的蛇。
“晓燕？晓燕！”林建军的声音发颤，他踉跄着冲过去，手指刚碰到里屋的门帘，就被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呛得后退半步。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掀开帘子——
林晓燕肩部以下横躺在床上，头垂到地面，乌黑的头发散落在瓷砖上，沾着已经凝固的血珠。她身上的蓝色工装被划破了数十道口子，露出的皮肤上布满深浅不一的创口，最致命的是颈部那道整齐的切口，皮肉外翻，连颈椎骨都隐约可见。她的双手蜷缩在身侧，指甲缝里夹着几根褐色的纤维，而那双崭新的白球鞋掉在床脚，鞋尖沾着暗红的血渍，鞋带的蝴蝶结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
“啊——！”林建军的嘶吼像被撕裂的布料，在寂静的家属院里炸开。他冲过去想抱住妹妹，却被随后赶来的邻居死死拉住：“不能碰！保护现场！快报案！”有人跑回家拨打电话，有人站在楼道里发抖，张婶手里的毛衣针掉在地上，宝蓝色的毛线团滚到血迹旁，显得格外刺眼。
铜城公安局的警车赶到时，夕阳正贴着远处的山尖往下沉，把天空染成一片诡异的橘红色。老刑警赵卫国跳下车，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黑色的勘验箱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今年三十五岁，从警十三年，经手过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案，却从未见过如此残忍的现场——不是冲动杀人的混乱，而是带着某种刻意的、近乎偏执的暴力。
“老赵，你来了。”法医老刘已经戴好口罩和手套，蹲在床边做初步检查，“颈部锐器切割伤，切断颈动脉和气管，这是致命伤。上身有二十六处创口，分布在胸、腹、肩部位，创口边缘整齐，应该是单刃刀具造成的，刀刃长度至少十五厘米。”他用镊子夹起林晓燕指甲缝里的纤维，放在证物袋里，“这里有异物，可能是凶手衣物上的。”
赵卫国点点头，弯腰仔细观察地面。血迹从门口到床边呈滴落状，中间没有拖拽痕迹，说明凶手是在门口袭击林晓燕后，将她拖到床上继续加害？不对，他突然皱起眉——如果是拖拽，血迹应该是连续的擦拭状，而不是现在这样间隔均匀的滴落。“晓燕可能是自己走进来的。”他突然开口，声音低沉，“凶手或许跟她认识，或者用某种方式让她放下了戒心。”
他的目光扫过房间的每个角落：五斗柜上的闹钟停在下午四点十五分，玻璃罩子有裂痕；床头柜的抽屉被拉开一半，里面的存折和零钱都在，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窗户是从里面扣死的，窗台上有一层薄灰，没有攀爬痕迹，凶手应该是从正门进入，又从正门离开。
“门把手呢？”赵卫国问负责提取指纹的年轻警员小王。
小王正用毛刷蘸着银粉仔细刷门把手，闻言抬头：“赵队，门把手上有清晰的指纹，是右手食指和拇指的，应该是凶手留下的。但奇怪的是，除了这两枚指纹，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可疑指纹，连床沿、抽屉这些容易留下痕迹的地方，都被刻意擦拭过。”
“刻意留下指纹，又擦掉其他痕迹？”赵卫国捏着下巴思考，“这凶手不简单，懂反侦察，还敢跟我们玩心理战。”他走到床边，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