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砚深走出弄堂时，夜已经深了。月光把青石板路照得泛着冷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零星的汽笛，是上海夜晚特有的声响。他把装着“顾明远”身份资料的牛皮纸袋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一块烧红的烙铁——这纸袋里装的不仅是一份假履历，更是他与过去的“顾砚深”彻底切割的凭证。
临时住处是一间位于法租界边缘的阁楼，狭窄得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破旧的木桌，窗户糊着两层旧报纸，风一吹就“哗啦”作响，像是随时会被掀飞。顾砚深推开门，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熟练地摸到墙角的煤油灯，点亮时，昏黄的光立刻填满了小阁楼，也照亮了桌角那个不起眼的木盒——里面装着他唯一的念想。
他先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的资料整齐地叠着：一张“顾明远”的身份证，一张军统特训班的毕业证复印件，上面的教官姓名“张振国”被红笔圈了出来，还有一份“常德会战立功证明”，详细写着“顾明远在城郊无名高地坚守三日，击毙日军七人”。顾砚深拿起毕业证，指尖抚过那些伪造的签名，心里默念着教官姓名、会战阵地，这些细节老周反复叮嘱过，必须刻进脑子里，哪怕在梦里被盘问，也不能出错。
“顾明远，军统特训班第十期，常德会战……”他低声念了一遍，声音在空荡的阁楼里回响，陌生又刺耳。他想起自己真正的经历——在抗大学习，在苏南根据地传递情报，那些日子里，他叫顾砚深，有名字，有战友，有牵挂。可现在，他连念自己名字的资格，都要暂时放弃。
整理到一半，他的手指碰到了木盒。那是母亲亲手做的，上面刻着简单的梅花图案，里面装着他唯一一张全家福。顾砚深停下动作，沉默了几秒，才慢慢打开盒子。照片已经有些泛黄，边缘被他摸得发毛，上面是三年前拍的：父亲穿着粗布长衫，笑得严肃；母亲站在旁边，手里握着他的手；妻子穿着蓝布旗袍，站在最右边，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那是他最喜欢的模样。
他坐在床沿，指尖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妻子的脸，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去年他离开家时，妻子把这张照片塞给他，说“带着吧，想我的时候就看看”，还给他绣了一块梅花手帕，现在手帕就放在他的贴身口袋里。可老周说过，潜伏期间不能有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全家福上有他的真实样貌，有家人的痕迹，一旦被保密局查到，不仅他会暴露，父母和妻子也会被牵连。
“等任务完成，我就回来。”他对着照片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他知道这句话像一句空话，老周说“潜伏可能无归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任务完成的那天。可他没得选，为了不让家人因为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为了不让更多战友像苏南根据地那样牺牲，这张照片必须毁掉。
顾砚深起身走到桌前，从墙角拿起一个搪瓷杯——这是他从根据地带来的，杯身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他把照片放进搪瓷杯里，又从口袋里摸出火柴，划亮时，火苗窜起的瞬间，他下意识地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目光落在照片上妻子的笑脸上。
火焰先舔舐着照片的边缘，白色的边框慢慢变黑、卷曲，像被秋风卷走的落叶。妻子的梨涡最先被火焰吞噬，然后是母亲的手，父亲的脸，那些熟悉的轮廓一点点消失在火里，变成黑色的灰烬。顾砚深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火柴梗烧到了指尖，他才猛地扔掉，看着火焰在搪瓷杯里跳动，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着——他烧掉的不是一张照片，是他作为“顾砚深”的过去，是他对家人的念想。
“对不起。”他对着搪瓷杯低声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他知道现在不能软弱，一旦情绪崩溃，明天的投诚审查就会出破绽。火焰渐渐变小，最后只剩下一堆黑色的灰烬，粘在搪瓷杯底，像一块洗不掉的疤。顾砚深拿起桌上的冷水壶，往杯子里倒了些冷水，“滋啦”一声，灰烬被浇灭，冒着淡淡的白烟。他拿着杯子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把灰烬倒进窗外的排水沟里，看着水流把那些黑色的碎屑带走，直到一点痕迹都不剩，才轻轻关上窗户。
回到桌前，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重新放在“顾明远”的资料上。他把身份证和毕业证放在一起，开始背诵上面的细节：“顾明远，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是小商人，1938年参军，1940年考入军统特训班，教官张振国，1943年常德会战，坚守城郊无名高地……”每背一句，他就对着墙复述一遍，确保没有遗漏
就在他整理立功证明时，指尖突然碰到了一张硬硬的纸条，夹在证明的最后一页。他疑惑地抽出来，上面用铅笔写着“清禾书店，《资治通鉴》”，字迹很淡，像是仓促写上去的。顾砚深皱起眉头，老周昨天给资料时，只提了联络点是清禾书店，却没提过《资治通鉴》，更没说过会夹这样一张纸条。
是老周忘了说，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他拿着纸条，反复看了几遍，“清禾书店”四个字他记